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5篇

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5篇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史记》神话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孙娟【摘要】<史记>中的神话材料从多方面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如民族、政治、天命、德行等,构成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5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史记》神话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孙娟【摘要】<史记>中的神话材料从多方面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如民族、政治、天命、德行等,构成中国史学传统的重要特色史语,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期刊名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05(027)003【总页数】4页(P372-375)【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神话;史学思想【作者】孙娟【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4.2

　　司马迁写作《史记》非常严谨，注重实证精神，“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1]、“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1]；选择材料以雅驯为标准，“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1]、“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1]。同时，《史记》中亦有不少神话描写，似乎二者明显矛盾，但实际上这也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反映，还是《史记》魅力的艺术体现。研究《史记》的神话，

　　对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一、神话与司马迁的民族思想《史记》中最引人注目的神话是殷、周、秦始祖的感生神话，体现了司马迁对民族起源的认识与理解水平，也是神话历史化和当时史学理论水平的反映。司马迁写殷始祖和秦始祖的诞生非常相似：“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1]，“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1]。“玄鸟生商”的神话早在《诗经·商颂·玄鸟》就有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但秦始祖大业起源于玄鸟的神话首次出现却是在《史记》中，而且《秦本纪》还记载秦后人与鸟的关系也很密切：“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由此看来，秦氏族与鸟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秦氏族和商一样可能也是鸟图腾崇拜。太史公写秦始祖大业亦是其母女修吃玄鸟蛋而生，这与商始祖契的诞生基本一致。因此，人们认为是司马迁有意为之。冷德熙认为，“秦祖大业的感生神话显然是为要‘宠神其祖’而对商始祖神话的仿造”[3]，似乎也有道理。《吕氏春秋·古乐》中称葛天氏亦歌《玄鸟》。葛天氏与殷、秦可能都是玄鸟部落，但不能因此就说吕不韦等人也是仿造，只能说当时秦有这样的神话传说，而司马迁是对神话历史化的忠实。《史记》中对于周始祖后稷的出生的叙述与此不同：“周后稷，名弃。其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1]据孙作云考证，姜原履的“巨人迹”就是熊迹，源于周民族的熊图腾崇拜。始祖诞生的神话往往成为追溯民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最可靠的材料，因此，司马迁写殷、商、周始祖的感生神话的目的显然是试图从神话的背后寻找这三个对中国影响极为深远的民族的起源。正如徐复观所言：“从神话中透出来，乃有历史可言，这也是史学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之一。”[4]司马迁还用一些神话描写来阐释民族的开拓、发展和融合，这是历史神话化的一种

　　表现。“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辠而天下咸服。”[1]文字当源于《尚书》中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5]值得关注的是《尚书》中并没有以变北狄、以变南蛮、以变西戎和以变东夷的记录，只是表示进行征服与统治，而《史记》中加入这些内容反映了司马迁史学方面的时代民族观念。在汉武帝时代，汉朝用兵征伐四夷，并且与匈奴的关系一直紧张，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司马迁则认为对各民族的治理与融合从尧时代就已经开始，也取得了成功。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司马迁反对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各民族应该和平相处。同时，司马迁给这些民族列传，并追溯到他们的祖先都是黄帝，反映了太史公希望实现民族团结、和平共处，实现民族大融合的一种进步的民族观，已经具有中华民族一体化的意识。二、神话和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一般认为，史学出自道家，而司马迁则兼有儒道与百家之学，但就主体而言，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史记》中的神话描写体现了太史公的政治思想。他在开篇《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1]上古时期，为了生存，氏族之间的弱肉强食乃势之必然。但司马迁强调轩辕“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后才和炎帝战并“得其志”；炎帝则因“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而被轩辕打败，立场非常鲜明。《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对炎黄之间的战争也有记载：“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

　　熊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治。”[6]由此看来，“修德”之说是司马迁为了表达自己的德治思想而加进去的史笔，反映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又如“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鉤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1]一般认为鼎是大禹所造。鼎在这里已经被神化了，成为一种政治权力与一统天下的象征。因此，各个诸侯国都问鼎并想拥有鼎。但可以看出，王孙满看重的是德而不是单一意义的鼎。司马迁把这记入《史记》也表明了他的态度与德政思想。汉代初年，以周孔思想治国，崇尚德政，至宣帝时汉家才自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完成了文化转型。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在《史记》中，司马迁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准绳，并有充分的表述。《史记》中还有一些征兆性的神话，也体现了司马迁崇尚德治的政治观点。一些怪异的自然现象都能表明国君无德，而修德任贤才能国泰民安。“毫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1]在司马迁看来，国君“求贤有德，则国泰；反之，则国败”。司马迁还强调君明臣贤，《史记·殷本纪》说：“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1]司马迁认为国君应该以国家、百姓为重，任贤举能，这样，国家才能大

　　治。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描写了尧对于接班人的反复考虑：“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1]最后，尧下定决心：“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1]关于尧舜禅让的故事最早见于《尚书》：“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5]司马迁没有照抄《尚书》，而是对神话传说进行了史学润色，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他理想中的君王形象与持续美好政治的理想。三、神话和司马迁的天命思想有文字记载以来，天人关系一直是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关注的哲学命题。汉初也是这样。“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之一。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强化了“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与人是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天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主宰着人间的一切。帝王受命于天来统治人民，各种天象变异及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或祥瑞如长灵芝草等都是上天对人间帝王及臣民的警示，代表天命意志。在这种环境下，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史记》中有不少神话材料反映了司马迁的天命论。他用一些自然现象的变化来解释王朝的更替，认为王朝更替是天命的作用。“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再阴，(川)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1]这段材料出于《国语》，司马迁选择的材料反映了他对天命的理解与认识。司马迁还记载了一些验证性的预言，也表明了他的天命观。“周太史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

　　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感发之。之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漦化为玄鼋，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1]在太史公看来，周国的灭亡在几百年前就已有隐患了，周国的灭亡是天注定的。司马迁在《律书》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天命观，他说：“昔黄帝有逐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费，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1]《史记》中除了殷商秦始祖的感生神话外，还有汉高祖的感生神话。这也与太史公的天命观有关。“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女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以而有身，遂产高祖。”[1]有学者认为那是司马迁不得已而为之：“这种神话已播扬四海皆知，作为后世的一个六百石小官吏的司马迁，明知其捏造，又能怎么办呢？但是他有意地把这些离奇的神话和刘邦其他的那些庸俗卑劣的行径，和他阴刻丑恶的灵魂放在一起，于是就使人觉得刘邦这个人很滑稽，其效果就不是神话，而是把他漫画化了。”[7]其实，司马迁并不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而写汉高祖的感生神话，而是他认为汉高祖确实有一些神异性，这体现了司马迁对王权的理解与高祖得天下的一种思考。刘邦本只是一个小亭长，后来在楚汉之争中击败了项羽而成就了汉王朝，不能不说他有一种超人的能力。与其它感生神话不同的是，《史记》所载刘邦的感生神话中，他的父亲也参与其中：“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因此可以看出，太史公一方面怀疑刘邦感生，但同时，又有一些不

　　解，这也可以说是司马迁思想上的矛盾，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所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最后，司马迁把一些用人的理智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归结到天命上，表现了他对人的能力和对天命的认可与思考，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到：“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闲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熟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1]太史公认为刘邦本不该得天下，所以他认为是有天的帮助，“这种天，所给太史公的，不是董氏的敬畏，而是一个理智清明的人所不能不迷惘的类似原始森林样的幽暗世界”[4]。这也与周代以来，尊孔尚施、敬鬼神而远之的风气有关。天人感应在《史记》中有更多层面的描绘。如秦始皇时，十五年彗星四现，其后秦并六国，外攘四夷，张楚并起，三十年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造成了“死人如乱麻”的局面。彗星四现是一种征兆。汉朝将要兴起，“五星聚于东井”。吴楚七国叛乱，“彗星数丈”。彗星的出现和大事是息息相关的。据《孝经内记》载：“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狱，诸侯作乱。所指其处大恶。彗在日旁，子欲杀父。”[1]因此，司马迁不可能随便记录彗星出没，彗星的出现已经预示了事情的发生。当然，还需指出的是，正如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司马迁对天有无意志的回答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带有浓厚的二元论色彩”[8]。司马迁对天命很多时候也持怀疑的态度，反映了他对天命的无奈与不解。四、神话与司马迁的德行思想司马迁的德行观在《史记》神话中也有反映。司马迁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主张温良恭谦，他记载那些贤君明臣都要表彰忠、孝、仁、义、礼、节、让等。如写舜时不但详细记录了舜父亲瞽叟和弟弟象对他的迫害，同时还特别提到了舜做天子时对父亲的孝道和对弟弟的爱护，典型的以德报怨，突出了舜的孝心。这也是司马迁心

　　中的道德标准，与儒家思想比较一致。在写张良得兵书的事情时也是如此，重点描绘了张良的“礼”、“让”的品质。孔子在训斥子路时曾批评“其言不让”[9]，强调治国以礼。司马迁则通过生动传奇的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来塑造形象，叙述历史，阐述思想。这大概是史学家与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司马迁在记录扁鹊得医书时也突出了他的礼、恭、谦等德行品质。“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1]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思想并大为推广，在这种氛围下，曾受学于董仲舒的司马迁也就自然受其影响。如司马迁认为妇女应该有妇礼：“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1]、“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1]。尧嫁二女在《尚书》中也有记载：“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5]司马迁为了表达他的思想，在《史记》中加入“如妇礼”。将历史与儒家德行教化思想有意融合，成为司马迁史学方法与思想的又一特色。《史记》中的神话传说不过百条，在《史记》中并不占有过重的分量。但作为特殊的史学建构，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多层面地体现与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运用神话传说，结合自然现象，是司马迁神话历史化的作为方式与史语，也成为以后修史、作史的方式之一。◁参考文献：[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46；2121；46；46；91；173；111；28；3；1700；100；102；30；30；145；147；1241；341；760；225；34-44；2035；2785；21；33.

　　[2]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1991.1030.[3]冷德熙.《超越神话》——伪书政治神话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99.[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5；198.[5][唐]孔颖达，等.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8.8；6；6.[6][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8.[7]韩兆琦.史记通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2.[8]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79.[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9.

　　

　　

篇二：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一、塑造了美丑并举、善恶兼具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二、司马迁塑造人物的方法。三、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与《史记》的人物塑造。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内容略）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

　　《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

　　《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材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侯赢、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世、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内容略）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映，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故事。（故事略）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故事略）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划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落著作。《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分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刘邦却说：“嗟

　　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

　　《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

　　

　　

篇三：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国粹中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由古至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长串名流学者阅读和研究史记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司马迁用古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贯穿《史记》全书。但司马迁并不是仅仅这样，他认识到人民力量对历史的演进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还肯定了人民的反暴斗争，大声赞扬革命行动。司马迁所谓的“革命”，也就是变革天命，有道伐无道。战国时，孟子更发展成为民贵君轻说，盛赞武王革命诛“一夫纣”。汉代景帝时发生过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道家博士黄生进行的关于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不是革命的辩论。黄生认为汤、武之举是“臣弑君”，大逆不道。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是“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由此可以知道“革命”是先秦至汉初儒家的一个进步观点。但是，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大一统的思想控制，这时的儒家学说是以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为基准，原始儒家的民贵君轻说，被束之高阁。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原始儒家民主性的精华，而且发扬了汤、武革命的观点，提出了反暴政的思想。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把他与汤、武并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项羽灭秦，司马迁热情地歌颂了他，为之立本纪;而项羽暴虐，同样也受到司马迁无情的批判。《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大旨都是歌颂反暴精神的。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反映的是政治斗争，宣扬锄强扶弱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可以说是颂扬绿林义气，宣扬下层人民扶弱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正统史家的非难。但这正是司马迁思想闪光的精华之一。

　　二、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

　　无为政治在理论上是“因循为用”，与“多欲滋事”正相反对。总观《史记》可以看出，司马迁所歌颂的圣君贤相，都是“因循为用”的；所抨击的暴君污吏反都是“多欲滋事”的。五帝三王与汉初君臣都是“因循为用”的；三代末主与秦皇、汉武帝都是“多欲滋事”的。前者兴盛，无为而无不为；后者衰败，为所欲为而国家破亡。司马迁所讲的“因循为用”，来源于道家的思想资料，但却同老庄之道有着本质的区别。老子的“无为”，主张绝圣弃智，灭去人欲，要把历史拉回到古朴的原始社会中去。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却是顺民之俗，给人之欲。他在《货殖列传》里明确地提出了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主张施政要随从民俗。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此，《货殖列传》一开篇就把老子的小国寡民主张作为批判的靶子引用。其实，《老子》五千言中连一个“因”字也没有。司马迁从“无为”学说中引出“因循”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因循”不是消极的率由旧章，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因势利导”之“因”，积极地与时迁移。《论六家要指》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是用道家的语言，表达了法家的进化论思想。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传，是发人深思的。韩非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又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司马迁还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法后王”出自《荀子·非相篇》。。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其政治内容分与韩非的“随俗施事”和荀子的“法后王”是一脉相承的。“因循为用”的政治实践是汉初的无为政治，受到司马迁的称赞；“多欲滋事”的政治是武帝的文治武功，因其过度使用民力而受到司马迁的批判。汉初无为在指导思想上是“国家无事”“君臣，无言”；具体措施则是约法省禁，与民休息。无为治国的原则，高低在世时已自匹夫而得“天统”，原因就是他顺民之俗，“承蔽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无为，“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司马迁许之为“德至圣”的“仁”君。萧何为相，“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因循，“天下俱称其美”。文景之世的社会，在司马迁笔下，被描绘成理想的社会。《律书》云：“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司马迁在《平淮书》中明确地指出，汉兴七十年之“盛”的原因，是“国家无事”。所谓“国家无事”，并不是没有事和不做事；这乃是与汉武帝时国家多事相对而言。查《汉书》各帝纪。惠帝有城长安之事；高后元年有置孝弟力田官劝农之事，二年有改行八铢钱之事；文帝有平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之事；景帝有平吴楚七国之乱之事。这些事是必须要办的，它不是君臣们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办事时又有所节制，所以说“无事”。例如惠帝几次城长安，都在农闲进行，三十日而罢。“国家无事”的前提是“君臣无言”。曹参为相，“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可见无事、无言就是垂拱无为，守职尽责，依法办事，不滋事扰民。武帝即位则不然。他大事兴为，臣下争言利害，一事未就，一事又起，这就是西汉由盛转衰的原因。《平淮书》也有具体描述，“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加之“兴利之臣自此始也”，超过了整个国家和人民所能负担的极限，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到了武帝晚年，国家呈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景象，大类亡秦之迹。汉武帝后期的衰败，司马迁早在元封年间兴隆景象之时就察觉了。所以《平淮书》赞语的结尾意味深长地以秦谕汉，用历史的教训来向汉武帝敲警钟。请看司马迁的批评：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这里所说的秦统一币制，“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乃是隐喻汉武帝垄断盐铁财货，随意变革币制搜刮民财的写照。集天下之财，用于“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以至于“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境地，而专制者“犹自以为不足”。司马迁批评武帝的多欲，讥刺他的迷信荒诞，就在这“犹自以为不足”上，而并不是对他整个事业的否定。西汉政治从“无为”转向“多欲”，乃“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是历史大势和必然发展。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外征内作，把西汉推向极盛。封禅、改制、正历、四夷归服，一派博大气象。《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统鼎盛局面，司马迁怎能不歌颂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汉武帝多欲滋事的批判，是指他好大喜功，过度使用民力而言，并用以表现他提倡德治，顺从民望的政治观点，以及对文景之世无为政治的依恋和向往。在《淮阴侯列传》里，论及韩信的结局时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食血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在《项羽本纪》里，论及项羽曾所向披靡，最后却走向覆败时，则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总之，司马迁赞颂汉初“无为”，但并不认为“无为”是不应变化的；他批评武帝多欲，也并不认为武帝的功业一无是处。司马迁的赞颂与批评，均是从顺民之欲的立场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事势办事，以德为治，建立巩固的统治。这反映了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三、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大一统

　　清钱大昕说：《史记》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司马迁尊汉，从历史观来说是主张大一统，从政治观来看是拥护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是肯定秦的统一事业，再是颂扬景武之世的削藩政策。司马迁在论述国家的兴败存亡和历史的发展潮流时，认为天下一统是必然的趋势，任何人都难

　　以阻遏。如在《魏世家》里，评及大梁墟中人语时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日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易益乎!”这里“天方令秦平海内”，并非借天命来解释秦的统一，而是对秦统一的一种夸奖！这一点，只要再参看《史记·六国年表·序》就清楚了:“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日：‘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里，司马迁不仅否认秦统一是天命所归，而且认为秦的统一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战国时期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司马迁抑秦是反对秦政暴虐。他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立本纪，为张耳、陈余、魏豹、天儋等人立传，主旨就是颂扬他们反暴政。但司马迁抑秦却有别于那些全盘否定秦朝的“耳食”腐儒，而不同凡响地肯定了秦朝的历史地位。司马迁认为统一天下是十分不容易的，慨叹“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因此，对于秦取天下多暴这一历史事实，司马迁评论说：“世异变，成功大”，肯定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这一制度。汉承秦制，推行郡县制度，景帝、武帝削藩平乱，加强了中央集权。司马迁颂扬秦朝的统一，乃是为景武之世削藩平乱制造舆论，提供历史的依据。吴王刘濞、淮安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因先后谋反，国除，司马迁不立世家，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司马迁在《淮南衡山列传·赞》中指出：“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高帝大封同姓王，诸侯跨郡连城，司马迁认为不合周封五等，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的亲亲树藩之义，而赞扬景武时期的“削藩”政策。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王侯之国一百有余，这样的政治局面，司马迁认为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的好措施。他颂扬景帝平乱，使“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称赞武帝推恩分削诸侯，说：“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颂扬秦汉一统，肯定景武之世的削藩，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所以司马迁对汉政权的统一和强盛，是倍加赞颂的。《史记》以昂扬的情调反映西汉盛世，颂扬伟大的时代，历史观和政治观都是进步的。

　　四、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

　　众所周知，《史记》记载了大量的预言、卜筮、相术与梦异等宣扬天命的事件。如《秦本纪》载帝舜预言秦祖大费“尔后嗣将大出。《封禅书》载秦献公时周太史儋预言：”“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魏世家》载卜偃预言：”“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这些预言和卜筮后来都得到了验证。又如《樗里子甘茂列传》载：“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后来果然如此“，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吴’。王刘濞列传》则更是邪乎，刘濞受封拜印后，刘邦观其相貌乃造反之相，很后悔，又不好反悔，于是抚其背而告诫：“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刘邦似乎成了高超的相术大师。宣扬天命的记载多的数不胜数。当然，也有不少材料似乎说明司马迁是否定天命的。如在《史记》史料处理中，司马迁常常将前代文献所载天命事例删削。如《左传》鲁僖公五年载晋伐虢之事。战前晋侯请卜偃卜筮战争前景。问卜偃：“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祕祕，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预测晋国战争必胜，且将于十二月丙子朔灭掉对手。到了这一天，晋国果然灭了虢国。《左传》鲁僖公十五年载秦晋之战，亦相当神奇。战前，秦国徒父卜筮秦国大吉，但秦人刚渡河即陷入困境，秦穆公责备卜筮者，卜筮者对曰：“乃大吉也，曰三败必获晋君。”结果“三败及晋”，果真“获晋侯以归。《左”传》鲁僖公三十二年载“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后来秦师果然出击郑，晋师伏击，大获全胜。’《史记》在记载此事时，将柩有声如牛和卜偃之预言删去。《左传》成公十年载“晋景公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史记》中的叙述是：”“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后月余，景公薨。”全部删掉了《左传》中的神话成份。在《史记》中，说明司马迁否定天命的记载也不少。从司马迁所记大量天命事例来看，我们无法否认他是一个天命论者。既然司马迁是一个天命论者，那怎样解释《史记》中的一些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言论和事例呢？其实从人事上寻找原因并不等于怀疑甚至否定天命，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天命论者也并非事事皆归于天命，一般来说，在探寻事件的因果关系时，首先还是立足人事，只有在他们看来人事不能给出答案时，才从天命找原因。所以，据此得出司马迁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其次，司马迁认为天命并非无处不在，而只是关涉重大事件，因而在《史记》中没有照录前代著述中用天命观解释的非重大事件事例。司马迁在论及星占时批评人们将占卜琐碎化，小事也占卜，所谓“家占物怪，以合时应”甚或占验“凌杂米盐”。在他看来只有重大事件，如王朝的兴衰、人的命运这样的情况才需用天命观进行解释。这种认识可能来自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评论阴阳家的主张时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种认’识不是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正确分析自然对人的影响，而是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下，缩小天人相涉的范围，使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放。也许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照录前代文献所载的一些用天命观解释的非重大事件。这种删削使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司马迁怀疑天命的表现。第三，司马迁认为天命对人事的干预并不完全按照道德原则运作，所谓天道幽隐，很多事件非常人能理解，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司马迁删掉很多不符合道德原则而又被前代文献渲染得过于神奇的天命事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司马迁是一个天命论者，同时他也不否定人的作用。这在司马迁时期，是一种突破。

　　参考文献：【1】历史研究编辑部.司马迁〈史记〉论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版.【3】李昌宪.司马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陶懋炳.司马光史论探微[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徐朔方.史汉论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7】刘炳福.司马迁的政治思想[M].学术月刊,1963年第十一期.【8】张维华.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J].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9】邓晋东.论司马迁的政治观[J].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一期.【10】杨青.《史记》的政治史性质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J].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1月.

　　

　　

篇四：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简介_《史记》主要内容简介

　　史记史记简介：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史记》是中国的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由西汉

　　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3年的时间所写成的。全书共一百三十卷，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奇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穿，脉络清楚，“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进展状况。

　　《史记》是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接受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从今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读.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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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分工明确，“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大事(《项羽本纪》是例

　　外);“表”是以表格形式呈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题史;“世家”是历朝诸侯贵族的活动和事迹(《陈涉世家》也是例外);“列传”为历代各阶层有影响人物的传记，有少数篇章记载少数

　　民族等的历史。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

　　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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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第三司马迁认为天命对人事的干预并不完全按照道德原则运作所谓天道幽隐很多事件非常人能理解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司马迁删掉很多不符合道德原则而又被前代文献渲染得过于神奇的天命事例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司马迁用古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贯穿《史记》全书。但司马迁并不是仅仅这样，他认识到人民力量对历史的演进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还肯定了人民的反暴斗争，大声赞扬革命行动。司马迁所谓的“革命”，也就是变革天命，有道伐无道。战国时，孟子更发展成为民贵君轻说，盛赞武王革命诛“一夫纣”。汉代景帝时发生过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道家博士黄生进行的关于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不是革命的辩论。黄生认为汤、武之举是“臣弑君”，大逆不道。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是“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由此可以知道“革命”是先秦至汉初儒家的一个进步观点。但是，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大一统的思想控制，这时的儒家学说是以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为基准，原始儒家的民贵君轻说，被束之高阁。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原始儒家民主性的精华，而且发扬了汤、武革命的观点，提出了反暴政的思想。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把他与汤、武并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项羽灭秦，司马迁热情地歌颂了他，为之立本纪;而项羽暴虐，同样也受到司马迁无情的批判。《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大旨都是歌颂反暴精神的。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反映的是政治斗争，宣扬锄强扶弱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可以说是颂扬绿林义气，宣扬下层人民扶弱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正统史家的非难。但这正是司马迁思想闪光的精华之一。

　　二、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

　　无为政治在理论上是“因循为用”，与“多欲滋事”正相反对。总观《史记》可以看出，司马迁所歌颂的圣君贤相，都是“因循为用”的；所抨击的暴君污吏反都是“多欲滋事”的。五帝三王与汉初君臣都是“因循为用”的；三代末主与秦皇、汉武帝都是“多欲滋事”的。前者兴盛，无为而无不为；后者衰败，为所欲为而国家破亡。司马迁所讲的“因循为用”，来源于道家的思想资料，但却同老庄之道有着本质的区别。老子的“无为”，主张绝圣弃智，灭去人欲，要把历史拉回到古朴的原始社会中去。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却是顺民之俗，给人之欲。他在《货殖列传》里明确地提出了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主张施政要随从民俗。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此，《货殖列传》一开篇就把老子的小国寡民主张作为批判的靶子引用。其实，《老子》五千言中连一个“因”字也没有。司马迁从“无为”学说中引出“因循”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因循”不是消极的率由旧章，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因势利导”之“因”，积极地与时迁移。《论六家要指》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是用道家的语言，表达了法家的进化论思想。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传，是发人深思的。韩非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又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司马迁还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法后王”出自《荀子·非相篇》。。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其政治内容分与韩非的“随俗施事”和荀子的“法后王”是一脉相承的。“因循为用”的政治实践是汉初的无为政治，受到司马迁的称赞；“多欲滋事”的政治是武帝的文治武功，因其过度使用民力而受到司马迁的批判。汉初无为在指导思想上是“国家无事”“君臣，无言”；具体措施则是约法省禁，与民休息。无为治国的原则，高低在世时已自匹夫而得“天统”，原因就是他顺民之俗，“承蔽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无为，“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司马迁许之为“德至圣”的“仁”君。萧何为相，“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因循，“天下俱称其美”。文景之世的社会，在司马迁笔下，被描绘成理想的社会。《律书》云：“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司马迁在《平淮书》中明确地指出，汉兴七十年之“盛”的原因，是“国家无事”。所谓“国家无事”，并不是没有事和不做事；这乃是与汉武帝时国家多事相对而言。查《汉书》各帝纪。惠帝有城长安之事；高后元年有置孝弟力田官劝农之事，二年有改行八铢钱之事；文帝有平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之事；景帝有平吴楚七国之乱之事。这些事是必须要办的，它不是君臣们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办事时又有所节制，所以说“无事”。例如惠帝几次城长安，都在农闲进行，三十日而罢。“国家无事”的前提是“君臣无言”。曹参为相，“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可见无事、无言就是垂拱无为，守职尽责，依法办事，不滋事扰民。武帝即位则不然。他大事兴为，臣下争言利害，一事未就，一事又起，这就是西汉由盛转衰的原因。《平淮书》也有具体描述，“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加之“兴利之臣自此始也”，超过了整个国家和人民所能负担的极限，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到了武帝晚年，国家呈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景象，大类亡秦之迹。汉武帝后期的衰败，司马迁早在元封年间兴隆景象之时就察觉了。所以《平淮书》赞语的结尾意味深长地以秦谕汉，用历史的教训来向汉武帝敲警钟。请看司马迁的批评：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这里所说的秦统一币制，“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乃是隐喻汉武帝垄断盐铁财货，随意变革币制搜刮民财的写照。集天下之财，用于“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以至于“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境地，而专制者“犹自以为不足”。司马迁批评武帝的多欲，讥刺他的迷信荒诞，就在这“犹自以为不足”上，而并不是对他整个事业的否定。西汉政治从“无为”转向“多欲”，乃“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是历史大势和必然发展。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外征内作，把西汉推向极盛。封禅、改制、正历、四夷归服，一派博大气象。《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统鼎盛局面，司马迁怎能不歌颂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汉武帝多欲滋事的批判，是指他好大喜功，过度使用民力而言，并用以表现他提倡德治，顺从民望的政治观点，以及对文景之世无为政治的依恋和向往。在《淮阴侯列传》里，论及韩信的结局时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食血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在《项羽本纪》里，论及项羽曾所向披靡，最后却走向覆败时，则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总之，司马迁赞颂汉初“无为”，但并不认为“无为”是不应变化的；他批评武帝多欲，也并不认为武帝的功业一无是处。司马迁的赞颂与批评，均是从顺民之欲的立场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事势办事，以德为治，建立巩固的统治。这反映了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三、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大一统

　　清钱大昕说：《史记》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司马迁尊汉，从历史观来说是主张大一统，从政治观来看是拥护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是肯定秦的统一事业，再是颂扬景武之世的削藩政策。司马迁在论述国家的兴败存亡和历史的发展潮流时，认为天下一统是必然的趋势，任何人都难

　　以阻遏。如在《魏世家》里，评及大梁墟中人语时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日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易益乎!”这里“天方令秦平海内”，并非借天命来解释秦的统一，而是对秦统一的一种夸奖！这一点，只要再参看《史记·六国年表·序》就清楚了:“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日：‘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里，司马迁不仅否认秦统一是天命所归，而且认为秦的统一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战国时期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司马迁抑秦是反对秦政暴虐。他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立本纪，为张耳、陈余、魏豹、天儋等人立传，主旨就是颂扬他们反暴政。但司马迁抑秦却有别于那些全盘否定秦朝的“耳食”腐儒，而不同凡响地肯定了秦朝的历史地位。司马迁认为统一天下是十分不容易的，慨叹“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因此，对于秦取天下多暴这一历史事实，司马迁评论说：“世异变，成功大”，肯定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这一制度。汉承秦制，推行郡县制度，景帝、武帝削藩平乱，加强了中央集权。司马迁颂扬秦朝的统一，乃是为景武之世削藩平乱制造舆论，提供历史的依据。吴王刘濞、淮安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因先后谋反，国除，司马迁不立世家，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司马迁在《淮南衡山列传·赞》中指出：“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高帝大封同姓王，诸侯跨郡连城，司马迁认为不合周封五等，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的亲亲树藩之义，而赞扬景武时期的“削藩”政策。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王侯之国一百有余，这样的政治局面，司马迁认为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的好措施。他颂扬景帝平乱，使“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称赞武帝推恩分削诸侯，说：“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颂扬秦汉一统，肯定景武之世的削藩，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所以司马迁对汉政权的统一和强盛，是倍加赞颂的。《史记》以昂扬的情调反映西汉盛世，颂扬伟大的时代，历史观和政治观都是进步的。

　　四、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

　　众所周知，《史记》记载了大量的预言、卜筮、相术与梦异等宣扬天命的事件。如《秦本纪》载帝舜预言秦祖大费“尔后嗣将大出。《封禅书》载秦献公时周太史儋预言：”“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魏世家》载卜偃预言：”“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这些预言和卜筮后来都得到了验证。又如《樗里子甘茂列传》载：“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后来果然如此“，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吴’。王刘濞列传》则更是邪乎，刘濞受封拜印后，刘邦观其相貌乃造反之相，很后悔，又不好反悔，于是抚其背而告诫：“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刘邦似乎成了高超的相术大师。宣扬天命的记载多的数不胜数。当然，也有不少材料似乎说明司马迁是否定天命的。如在《史记》史料处理中，司马迁常常将前代文献所载天命事例删削。如《左传》鲁僖公五年载晋伐虢之事。战前晋侯请卜偃卜筮战争前景。问卜偃：“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祕祕，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预测晋国战争必胜，且将于十二月丙子朔灭掉对手。到了这一天，晋国果然灭了虢国。《左传》鲁僖公十五年载秦晋之战，亦相当神奇。战前，秦国徒父卜筮秦国大吉，但秦人刚渡河即陷入困境，秦穆公责备卜筮者，卜筮者对曰：“乃大吉也，曰三败必获晋君。”结果“三败及晋”，果真“获晋侯以归。《左”传》鲁僖公三十二年载“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后来秦师果然出击郑，晋师伏击，大获全胜。’《史记》在记载此事时，将柩有声如牛和卜偃之预言删去。《左传》成公十年载“晋景公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史记》中的叙述是：”“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后月余，景公薨。”全部删掉了《左传》中的神话成份。在《史记》中，说明司马迁否定天命的记载也不少。从司马迁所记大量天命事例来看，我们无法否认他是一个天命论者。既然司马迁是一个天命论者，那怎样解释《史记》中的一些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言论和事例呢？其实从人事上寻找原因并不等于怀疑甚至否定天命，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天命论者也并非事事皆归于天命，一般来说，在探寻事件的因果关系时，首先还是立足人事，只有在他们看来人事不能给出答案时，才从天命找原因。所以，据此得出司马迁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其次，司马迁认为天命并非无处不在，而只是关涉重大事件，因而在《史记》中没有照录前代著述中用天命观解释的非重大事件事例。司马迁在论及星占时批评人们将占卜琐碎化，小事也占卜，所谓“家占物怪，以合时应”甚或占验“凌杂米盐”。在他看来只有重大事件，如王朝的兴衰、人的命运这样的情况才需用天命观进行解释。这种认识可能来自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评论阴阳家的主张时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种认’识不是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正确分析自然对人的影响，而是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下，缩小天人相涉的范围，使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放。也许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照录前代文献所载的一些用天命观解释的非重大事件。这种删削使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司马迁怀疑天命的表现。第三，司马迁认为天命对人事的干预并不完全按照道德原则运作，所谓天道幽隐，很多事件非常人能理解，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司马迁删掉很多不符合道德原则而又被前代文献渲染得过于神奇的天命事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司马迁是一个天命论者，同时他也不否定人的作用。这在司马迁时期，是一种突破。

　　参考文献：【1】历史研究编辑部.司马迁〈史记〉论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版.【3】李昌宪.司马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陶懋炳.司马光史论探微[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徐朔方.史汉论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7】刘炳福.司马迁的政治思想[M].学术月刊,1963年第十一期.【8】张维华.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J].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9】邓晋东.论司马迁的政治观[J].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一期.【10】杨青.《史记》的政治史性质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J].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