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14篇）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 . 第二章 近年来中国粮食平安的背景分析 2.1总述 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来，中国粮食的平安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1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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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近年来中国粮食平安的背景分析
2.1总述
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来，中国粮食的平安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粮食危机正成为全球性的热点话题，粮食平安与能源平安、金融平安并称为世界三大经济平安。在新的形势下，要制定保障中国粮食平安的政策，从而实现新世纪中国粮食平安目标，首先就必须对现阶段中国粮食平安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进展深入的分析，并且对中国粮食平安的状况进展全面、准确的考察和把握。
目前，由于经济的迅速开展以及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农村劳动力呈现老龄化特点，由此带来的粮食增产是"构造性〞增长，在主粮产量和播种面积不断增加的同时，辅粮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假设把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的进口量考虑进来，我国的粮食平安形势实在不容乐观。
2.2近年来中国粮食平安的国际背景分析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粮食政策一方面会影响世界粮食状况与开展趋势，另一方面又会受到世界粮食状况与开展趋势的影响，尤其是在我国参加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这种双边影响作用更为突出。因此，要研究新世纪的中国粮食平安问题，就必须了解世界粮食平安状况。
2.2.1世界粮食平安的根本状况
随着全球经济的开展，农业科技的进步，以及各国政府对农业的重视，世界农业迅速开展，保障世界粮食平安的成效比拟显著。这可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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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世界土地利用情况、世界主要粮食作物收获面积、世界主要粮食作物产量、世界人均谷物消费量、世界人均能量供给水平等情况反映出来。
表2.11993-2002年世界土地利用情况
(单位:公顷)年份
1993土地面积
130598农业面积
49745498751耕地面积
13898139381994199519961991991992000130598130598130598613066731306673130666130666498415498821139141139594991049895649974500565510887jz*
13964213927213914513962140546200113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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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213066650122140413表1993-2004年世界主要粮食作物收获面积
(单位:千公顷)年份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稻谷
145843147164149503150192玉米
131568138332136462139887小麦
222953215160216379226859226262220118213372215390214639213768208530217556大麦
743047231468143657186346056780533415452556210551625681457030谷物
695180695546687291704213699873680602672484674187676481662674672787681237151031141413151698156926154121151654147578152241153257139042138802138442139518138418143393145143表2.31993-2004年世界主要粮食作物产量
(单位:万吨)
年份
19931994稻谷
5295853866玉米
4767156922小麦
5644452709大麦
1697916132谷物
190295195668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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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54722569045171458915542545851461327593365878158533590505739755750624091409815535154621377012841133151440413645140981551118972320721120950620839620858920597621081820289420792822520257741585095795061132598985980357108586256085061551607525924861475601996400670529表2.41961-2002年世界人均谷物消费量
(单位:公斤)
年份
1961196619711976198119861991199620012002jz*
人均谷物消费量
2622893082943323353273103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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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世界人均能量供给水平
【单位:KJ/(人.d)】
时期
1979-19811989-19911999-2001世界
106641133311710兴旺国家
134661375913633开展中国家
96601053911208注:上述五表的资料均来源于:王宏广，中国粮食平安研究.中国农业，2005.9从上述表中资料可以看出:开展中国家营养不良口人的比例在过去30年间下降了20个百分点[2.0]。这些数据说明，世界粮食平安的整体状况在不断改善。但同时应该看到，目前，开展中国家有7.92亿人，兴旺国家有3400万人长期挨饿，并且全世界平均每天有两万多人死于饥饿[2.1]，进入新世纪，世界粮食平安形势依然严峻。
2.2.2世界粮食平安面临的问题
粮食自给率呈下降趋势。粮食自给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粮食平安的重要指标，可以表示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粮食生产量与粮食消费量的比率。
人均谷物消费量下降。人均谷物消费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粮食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谷物消费量高，说明食物充裕，粮食平安程度高，反之，那么会使粮食平安受到影响。
世界谷物储藏量下降。上个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世界谷物消费量持续增长，而谷物总产量增长速度下降，使得谷物的需求超过产量。2000-2003年，世界谷物消费量连续4年超过谷物产量，结果导致世界谷物库存量急剧下降。据统计，1981-2004年，世界谷物储藏率下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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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了22.3%，即由1981年的42.3%下降到2004年的20%。
开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缺粮国家膳食构造差。膳食构造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开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粮食平安程度的指标之一。合理的膳食构造要求动物性作物和植物性食物的消费比拟均衡，能量、蛋白质、脂肪的摄取能够满足营养需求。
饥饿重点地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在世界饥饿重点地区，有35个国家的6000万人面临粮食紧急状况。其中，有16个国家由于自然灾害、内战和冲突，致使粮食紧急形势更为严重。在亚洲，有11个国家粮食供求紧X，像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塔吉克斯、蒙古、朝鲜、约旦等国都面临着粮食严重短缺问题。在东非，由于严重干旱，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比亚、苏丹和塔桑尼亚等国家都受到严重缺粮有威胁。
2.2.3世界粮食平安的开展趋势
随着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随着经济的开展，食物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无论是哪种社会制度和经济形式的国家，经济开展、居民收入及其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根本目标，伴随着这些目标实现的是粮食消费水平的提高。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的推进，资源约束越来越突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开展，就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工业化的开展，必然推动城市化，而工业化、城市化必然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水等农业资源，使得资源对农业的约束尤其对粮食生产的约束越来越突出。随着世界经济开展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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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分化的加剧，粮食平安的"南北〞差距将长期存在。世界粮食平安问题主要表现为开展中国家的粮食平安问题。
2.3近年来中国粮食平安的国内背景分析
世界粮食平安状况对中国的粮食平安有影响，但对中国粮食平安问题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国粮食生产的政策环境与条件，因此，要研究新世纪中国粮食平安问题，就必须对我国国内粮食平安的环境与条件予以全面地分析。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震惊了中国和世界，1990年至2030年，一方面粮食需求增长85%，另一方面是粮食生产减少20%，于是造成了中国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即中国到2030年国内粮食生产只能满足需求的42.5%，其余的57.5%要靠进口粮食来满足。
2.3.1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开展进入新阶段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农产品生产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粮食平安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发挥，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农村经济快速开展，到1998年，经过整整20年的持续、快速开展，我国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供给到达了历史上的最高点，摆脱了供给短缺的局面，从而实现了供求总量的平衡，而且有的农产品出现了构造性过剩，从而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了历史开展的新阶段。
表2.61998-2012年我国人口、粮食总量及人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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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粮产量(万吨)512305083946218452624571143067469474840149746501505285053082546415712158957人口〔亿〕
12.476112.578612.674312.762712.845312.922712.998813.075613.144813.212913.280213.347413.41013.473513.5404人均占有量(公斤)比上年减幅(%)410404366356357334361370378380398398408424435——
1.469.412.732.536.44-8.08-2.49-2.16-0.53-4.520.00-2.51-3.92-2.12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3年以前我国粮食人均产量呈下降趋势，2004年以来呈上升趋势。
2.3.2我国的粮食生产面临新的开展机遇和挑战
2001年12月我国参加WTO，正式成为WTO成员国，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的整体，成为全球一体化经济的重要组织局部。从此，我国粮食生产面对的不仅是国内市场，而且是X围更广、影响更大、竞争更剧烈的国际市场，即我国粮食生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参加WTO使我国的粮食生产，既获得了开展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
参加WTO使我国的粮食生产获得了开展机遇。首先，有利于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从而调整和优化农业和粮食生产构造。其次，有利于缓解我国资源短缺的压力，从而在全球X围内配置粮食生产资源，提高我国粮食平安的资源供给水平。但国外农业资源因生产过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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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大量闲置，如美国每年有800多万公顷耕地休耕，通过进口粮食相当于进口了国外的农业资源，从而缓解我国的资源压力。进一步完善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新型组织形式，使我国粮食生产经营更快地与国际市场接轨，不断增大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提高我国作为粮食贸易大国的地位。
参加WTO使我国的粮食生产面临挑战。我国参加WTO后，根据WTO规那么，我国必须承诺对粮食的进口实行关税减让，提高国外粮食市场准入程度，降低国内对粮食生产的支持与保护程度，因此，这不可防止地给我国的粮食生产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入世后，国内粮食价格要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外粮食生产效率高、本钱低，而且品质
好，而我国粮食生产效率低，本钱高，品种单一，品质较差，随着国外粮食的大量进口，从而必然对我国的粮食生产产生巨大的压力。由于国内粮食市场的开放，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融为一体，世界粮食平安问题对中国粮食平安问题的影响会更为显著。
2.4我国粮食平安问题现状
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和粮食储藏率比拟高，平安性比拟稳定。但从长期来看，我国的粮食平安还存在隐患。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耕地总量将会减少，人地矛盾突出，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将会下降。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每年以0.01亩的速度在减少；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从2004年开场虽然有增长，但增长非常缓慢，2006年终于到达了人均1.2亩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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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安标准。受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减少的双重影响，2007年以后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很难到达1.2亩的平安标准。
我国缺粮人口的比率虽然不高，但缺粮人口的绝对数那么比拟大。2000年以来，虽然农村贫困人口除2004年有所增加外，其余年份都在减少，2000年为3500万人，2006年为
2280万人，但城市贫困人口却每年在增加，2000年城市贫困人口为1382万人，而到2006年增加到2200万人，2010年增加到5000万人。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更加大了我国粮食的不平安性。
[2.0]王宏广等:"中国粮食平安研究"中国农业，2005[2.1]赵双瑛:"世界粮食平安形势严峻-XX城乡金融"，20022.1总述
2.2近年来中国粮食平安的国际背景分析
2.2.1世界粮食平安的根本状况
2.2.2世界粮食平安面临的问题
2.2.3世界粮食平安的开展趋势
2.3近年来中国粮食平安的国内背景分析
2.3.1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开展进入新阶段
2.3.2我国的粮食生产面临新的开展机遇和挑战
2.4我国粮食平安问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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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问题与对策作者：冯瑞
汪芳
吴昊
来源：《世界家苑》2020年第02期
摘要：粮食安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面对国际新形势的不断改变，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也逐渐突出。本文通过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相关背景进行分析，探索保障未来我国粮食安全的途径，解决我国粮食安全所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关键词：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对策
1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21世纪，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高度重视的重点问题，中央连续多年出台的“一号文件”，保障了我国粮食生产的稳定，提高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粮食安全与国民粮食需求之间的矛盾，但面对中国庞大的人口压力显然是不够的。
当前，在经济增速和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对粮食产品的刚性需求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二胎”政策的施行，203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3亿人，并且以每年1000多万的数额增长。与此同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得耕地面积每年以600～700万亩的速度下降，加上工业用水需求量的不断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挤压农业用水空间，同时，农业受土壤退化、环境污染、地下水位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农业发展举步维艰，严重阻碍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因此，面对如此不平衡供需状态下，我国需要从农业生态系统和资源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2中国粮食安全现状及问题
2.1现阶段我国粮食生产综合能力基本满足我国人民粮食需求
21世纪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相关农业政策，有效地稳定了我国粮食生产产量，增加了我国粮食自给比率，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
2.2我国粮食安问题全存在隐患
2.2.1种粮比较收益下降，农民弃种现象明显
农业收入单位比较效益低导致农民弃种，是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解决好农业比较效益低的问题，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产品
篇三：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思考1.粮食的（）是粮食安全的核心，它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等。（10.0分）
A.生态安全
B.政治安全
C.经济安全
D.社会安全
我的答案：C√答对
2.粮食总产的阶段性增长主要是受（）的阶段性波动所致。（10.0分）
A.生产水平
B.播种面积
C.基础设施
D.资金投入
我的答案：B√答对
3.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主产区增产贡献突出，粮食增产中心往（）移动。（10.0分）
A.南方
B.北方
C.西方
D.东方
我的答案：B√答对
4.1974年联合国发表了（），首次提出粮食安全的概念。（10.0分）
A.《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世界宣言》
B.《曼谷宣言》
C.《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叶卡捷琳堡宣言》
D.《千年宣言》
我的答案：A√答对
1.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明确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其具体内容是10.0分））
A.保面积
B.攻单产
C.引导消费
D.攻总产
我的答案：ABCD某答错
2.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0.0分））A.依靠传统技术和面积增加，产能逐渐恢复
B.依靠科技、投入和制度释放，产能快速增长
（）。（C.依靠政策、科技和投入的合力推动，粮食产能跨上新台阶
D.依靠创新技术和面积减少，粮食进口数量逐年增长
我的答案：ABD某答错
1.粮食生产能力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单产水平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10.0分）
我的答案：正确√答对
2.十七大报告强调我国必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收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10.0分）
我的答案：正确√答对
3.工业化、城镇化迅猛发展，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供了更加完善的物质装备条件。（10.0分）我的答案：正确√答对
4.我国必须坚持自主粮食安全，粮食安全问题不能依靠世界市场。（10.0分）
我的答案：正确√答对
篇四：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关于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观的思考作者：暂无
来源：《粮农智库》2018年第18期
粮食安全问题是涉及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稳定的全局性、基础性的重大战略问题，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尤其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和经历悠久农业社会历史的传统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在我国不仅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更是现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农业生产问题，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已经连续13年发布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2004年提出“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2006年指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2009年提出“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2014年确定“要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在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下，我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二连增”，基本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
然而，目前中国粮食安全领域面临许多挑战和严峻考验，粮食生产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隐含了多方危机，抑制了中国粮食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面对国内外粮食供需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国内粮食生产日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等”；2016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家粮食局发布的《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粮食行业既要着力化解粮食供求阶段性、结构性难题，又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紧平衡状态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长远对策”。与此同时，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已发生亦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需求、新问题，已有的粮食安全观念、政策等正在受到挑战，已有研究成果不足以支撑国家新时期粮食安全战略决策之需要。为此，立足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对粮食安全涉及的关键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梳理，已是迫在眉睫。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文在总结目前我国粮食安全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理论视角系统梳理新时期粮食安全的概念和内涵，并对不同学派的粮食安全观进行评述，最后提出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内涵。研究结论期望对推动粮食安全问题深入研究和现阶段构建全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现阶段我国粮食安全领域特征和问题
目前，我国粮食安全领域陷入产量多、进口多、库存多、补贴多和浪费多的“五多怪圈”，不仅使粮食安全保障陷入困境，同时也严重制约了“三农”问题的根本，阻碍了农业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一）产量多
长期以来，我国历届政府都把增加粮食产量作为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通过耕地底线、技术突破、资金和政策支持等多种手段推动了我国粮食产量迅速增加。自2003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不断增长，2007年超过5亿吨，到2015年达到6.2亿吨，实现“十二连增”，年均增长率约为3.1%。2015年我国谷物产量为57225万吨，占世界谷物总产量的19.8%，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谷物第一生产大国。2015年我国小麦、玉米和稻谷产量分别达到1.3亿、2.2亿和2.1亿吨，人均粮食产量达453kg，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3.5%。
单纯追求粮食产量不仅使粮食供需矛盾得不到根本解决，同时也带来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为了增加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而引发了大量毁林还耕、毁草还耕、开荒造田等事件，为提高粮
食单产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据统计，目前我国化肥的平均使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最大值的2倍，但平均利用率仅为40%。复种指数高、连年耕地能力透支、耕地利用强度过高，使得耕地质量不断退化。农业部数据显示，因土壤贫瘠化、盐化和酸化导致的耕地质量退化面积达到总耕地面积的40%以上，华北耕层浅化、东北黑土层薄化和西北部耕地盐渍化问题突出。
（二）进口多
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谷物进口量在波动中呈增长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后谷物进口量急剧增长，到2013年进口量达到1951万吨，占我国谷物总量的比例为3.5%。其中，玉米进口量增幅明显，从2000年的498万吨增加到2013年的734万吨，占我国玉米产量的比重为3.5%。此外，受市场价格因素等影响，作为饲料作物的大豆进口量持续增加，从2000年的1042万吨一直增加到2014年的7140万吨，增加了586%，年均增长率高达14.7%，大豆进口量占世界大豆总产量的23.2%，是世界大豆第一进口大国。2015年，谷物净进口量4000多万吨，占总供给量的6.0%，加上8169万吨大豆进口，2015年粮食总供给量超过7.3亿吨，人均粮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34%。
（三）库存多2003—2014年，国内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不到3%，但库存增长率则超过8%，一些粮食主产区面临巨大的收储压力，部分品种出现了阶段性过剩的情况。2015年我国玉米、小麦与水稻三大主粮的期末库存为2.5亿吨，库存消费比上升至52.6%，远超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17%—18%的安全水平。粮食库存量的过度积压表面上提高了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用于粮食生产、储存和进口的财政补贴负担。粮食库存的积压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更多是由于在政策干预下，粮食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错位，储备粮食品质和结构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以玉米为例，近3年来，国家实际收购的临时存储玉米累计超过1.8亿吨，结余量超过1.5亿吨。由于拍卖底价较高，在消费低迷、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加工企业难以接受，大量库存积压使得各地库存爆满、仓容紧张，东北产区许多地方出现了收不进、调不动、销不出、储不下的尴尬局面。
（四）补贴多
粮食补贴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农民基本利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由于粮食产业的弱质性、正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属性，长期以来我国粮农在市场条件下处于弱势地位，粮食补贴就成为国家调控粮食市场的主要手段。200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同时，废止了1998年6月发布的《粮食收购条例》，这标志着我国的粮食支持政策正式从粮食保护价政策转变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粮食补贴政策，包括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以及最低收购价等政策措施，初步形成了粮食保管和轮换补贴、粮食生产补贴和以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代表的其他补贴相结合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目前针对农业和粮食的财政补贴实施范围广，补贴种类多，但针对性不强，中央财政负担日益加重。2015年，仅中央财政对农资综合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3项资金就达1434亿元。同时，粮食最低收购价易升难降，潜伏一定社会危机。根本上，“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干预了资源的市场配置”，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所在。
（五）浪费多
食物浪费问题贯穿于我国粮食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日益严重。在我国，60%以上的粮食储存在2亿多农户手中，产后处理、加工、运输等方面缺乏专业化的技术指导，工具设备简陋、加工处理粗疏、市场信息获取能力有限等问题造成供应链各环节上大量的食物损失和浪费。国家粮食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农户储粮损失率平均为8%左右，每年损失粮食约200亿公斤，相当于410.67万公顷良田粮食产量。同时，2014年我国在全供应链的粮食损失和浪费率高达11%。另外，由于专业化程度低，我国果蔬加工转化率不足15%，水果的平均损耗率为20%—30%，蔬菜损耗率为30%—40%，每年约有超过1亿吨果蔬农产品腐烂损失。消费端餐桌上的浪费量更是惊人，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课题组2013—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餐饮食物浪费量约为每年1700万—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食物浪费不仅意味着隐含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等资源的无效消耗，而且伴随
着严重的环境排放等问题。食物浪费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食物供给已经过剩，特别是粮食产能超过需求；也进一步说明，我国粮食安全迫切需要从新的视角重新界定。
二、基于学派的粮食安全观分析
基于学科认知差异，不同学科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理解和观点往往存在较大差异，系统梳理不同学科的粮食安全观有利于更加客观地认知粮食安全问题的复杂内涵。总体上，主要分为传统农学派、经济学派和资源环境学派三类主要观点。
（一）传统农学派
传统农学派重视农民和农业生产问题，主张提高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强调通过增加粮食供给总量实现粮食自给目标。主要观点如下：
1、增加粮食供给量，保证粮食自给率
肖俊彦认为，当前诸多不利因素都在动摇粮食稳产增产的基础，特别是水资源约束、耕地数量与质量下降将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必须调整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战略以保证粮食资源，大幅度减少耕地占用指标，实行部分农田的“零”占用制度，建立粮食进口多元支撑战略。胡跃高在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建议至少在2020年之前，我国应坚守95%的粮食（包括大豆在内）自给率大关。从长远来看，我们应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重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刘旭在分析新的粮食安全观、国际粮食安全形势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粮食安全状况以及粮食生产特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特点和要求，提出我国必须立足口粮充分安全，保障粮食、食物及农产品的国家安全。保障口粮充分安全，就是确保我国口粮消费的95%立足国内生产，剩余利用国际市场进行调剂余缺。袁隆平认为，中国人口不断增加，在耕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产，并建议政府改变补贴方式，高价收购农民粮食，再平价卖出。
2、解决农民问题，保障粮食生产胡小平等认为种粮收益较低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成为制约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而提高粮食产量必须与农民的粮食生产行为相结合才能起作用。因此，必须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增加政府惠农支出、构建城乡平等的公共服务体系等措施来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邹美因等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农民是实现粮食安全的经济主体，农民问题是影响粮食安全战略的根本问题，关乎国民经济全局、粮食生产稳定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以法的形式还地权于农民、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全方位的农民权利体系、全面提升农民发展能力和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举措。
（二）经济学派
经济学派强调粮食安全保障的经济性，认为粮食生产成本和价格是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不断加深，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和深化，开始强调保障口粮安全，重视国际贸易环境，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1、重视种粮成本，保障粮食安全吴志华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成本不断增加，增长水平大大超过了人口和居民收入的增长水平，但却没有相应地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因此应当特别强调粮食安全的经济性，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与未来粮食供求平衡要求，遵循“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指导思想，以及使粮食供给保障与成本合理得到有机统一的“大粮食与小口粮”战略。缪炳良认为我国的耕地资源虽然紧张但能够保证国民的口粮安全，指出要加强土地复耕工作，调节粮食复种指数，保护可耕地资源，调控粮经作物种植比例，实行以种粮成本为底线测算的保护价政策，指出现有国家粮库存在存粮周期过长和库容不足两大问题等。
2、重视核心农产品，强调充分利用两种资源
黄季焜等指出在我国日益稀缺的水土资源制约下，继续实施95%的粮食自给率目标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提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从“粮食安全”向“口粮安全”转变，把中心任务转向口粮安全，切实保障在危机时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大米和小麦的国内供给能力；有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来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积极参与并改善国际粮食贸易环境和治理机制。马晓河认为过度生产和超额储备、粮食高成本低收益、科技储备支撑能力偏弱是我国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建议粮食安全中以谷物安全为重点，谷物品种安全中主要考虑口粮安全，提出优化海外农业和农产品进出口政策，以及加快粮食产业体制改革等政策建议。同样，仇焕广等也提出为实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目标应该适度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从全球范围配置产品和资源。
（三）资源环境学派
资源环境学派普遍认为，生态环境安全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粮食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首要选择。1、实施“藏粮于土”，提高粮食生产潜力
胡靖认为粮食的生产潜力是比产量更为重要的粮食安全因素，其中生态生产潜力是指在现有的生态存量、生态平衡下可能达到的最大产量，超过了这个产量将破坏生态环境，效果如同“竭泽而渔”。他认为政府对粮食安全的认识应该从对“产量”、“自给率”有限的空间中解放出来，放开安全的视野，重点关注粮食生产潜力的增强和安全规则的制定。封志明等提出要保证我国耕地与粮食安全，从根本上解决“藏粮于库”问题，有必要实施“藏粮于土”计划，全面提高中国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力。同样，杨正礼等提出我国应坚持“以我为主”，积极实施“藏粮于田”战略，实施食物结构调整、安全储备和合理进口三位一体战略，逐步形成有利于我国长远发展的具有开放、安全、科学和高效的粮食安全体系。
2、摆脱石油农业，发展可持续农业
目前我国粮食生产仍然依赖于大量不适宜耕作的边际土地，以及抽取深层地下水灌溉等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土地荒漠化和石漠化仍在继续，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威胁着食品安全，要解决中国未来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应当逐渐摆脱石油农业，实施农业科技革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可持续农业。卢良恕从“食物安全”的高度分析了“粮食安全”问题，指出要把食物生产的自然生态适宜性和区域比较的经济社会优势相结合，从全局的观点保障食物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加强食物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谷亚光提出要适度控制我国工业用粮，进行粮食生产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实施“藏粮于田”与农业生态保护，建立食物质检体系等战略。成升魁等针对我国严重的食物浪费及其巨大的资源环境影响，指出我国粮食安全必须跳出粮食生产的藩篱，不能把重点一味地放在生产端，而忽视粮食流通、储存、加工和消费过程。减少食物浪费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甚至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不同学派对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受传统农学派粮食安全观的影响十分显著。从我国制定的以保证自给率为粮食安全战略目标就可见一斑。1996年我国官方公布《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首次提出粮食自给率要达到95%以上；2008年发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再次确认粮食自给率要稳定在95%以上。农业部制定的农业“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力争”，即确保粮食基本自给，确保自给率95%以上，其中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自给率达到100%。客观地看，农学派的局限性越来越显现，2015年我国粮食进口量接近国内粮食总产的20%，95%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不攻自破。
近年来，经济学派和资源环境学派对粮食安全的思考和认识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以及决策部门的重视，强调口粮安全，关注农业资源环境和农田生态环境的修复等越来越受到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高度共识。2016年国务院制定了在部分地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
的方案，其指导思想在于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土战略，坚持生态优先、综合治理，轮作为主、休耕为辅，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突出重点区域、加大政策扶持、强化科技支撑，加快构建耕地轮作休耕制度，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资源永续利用。
三、新时代粮食安全观构建
（一）粮食安全的概念
粮食是人类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1972—1974年，由于自然灾害和粮价上涨导致世界性粮食危机发生。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1974年的世界粮食大会上首次提出“粮食安全”的概念，定义为“保证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获得充足的维护生命和健康的食物”；1983年将“粮食安全”重新定义为“保证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且能买得起能够维持生活的基本食物”；1996年FAO再次对“粮食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粮食安全的概念在不断丰富和扩展，高度不断在提升，其含义从最初的强调数量保障延伸到粮食的可获得性，最后上升到质量要求，体现了对粮食安全内涵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
与此同时，国内相关学者也对粮食安全的概念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最初强调粮食供给的充足性，发展到数量、质量和购买力并重，以及强调供需时间和产地来源，再扩展到强调营养、健康和卫生安全，近年来新提出的粮食概念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方面。粮食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充实和延伸，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要求。
在粮食安全保障的对象和内容上，当前已从以往的单纯强调口粮安全转变到谷物、薯类、豆类等具体粮食细类的品种安全。同时，在现阶段大食物安全观背景下，粮食安全已不只是粮食本身的安全，而更多的是涉及到综合的食物安全，包括谷薯、果品、蔬菜、肉蛋奶等各类食物的安全。
（二）新时代粮食安全的特征
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粮食安全领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面对国际和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新形势下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矛盾复杂并且不断加深。因此，重新审视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的深刻内涵对于构建新时代粮食安全战略、推动粮食和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粮食安全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全产业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决定消费，因此，我国传统的粮食安全注重生产环节，强调国家和区域耕地面积、农业生产投入等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分工更加细化，市场主体更加多元，粮食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涉及到更多产业门类和部门，必须贯穿到粮食供给的全产业链。除了生产环节的高效产出，粮食运输、存储、流通、销售等各产业环节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产业部门，因此，全产业是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所必须涵盖的内涵。
2、多尺度
长期以来，粮食安全都是基于国家尺度的命题，主要从国家层面提高保障粮食供给的能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个人需求地位的凸显，新时代粮食安全的概念必须
从家庭—国家—全球综合尺度进行考量和界定。全球尺度是从全球视角综合衡量各个国家和地区粮食的综合保障和供给能力，国家层面的粮食可获得能力除了取决于传统意义上本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还包括一个国家依靠国际市场和其他国家获取粮食的能力；区域尺度重点强调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差异化发展，确保粮食主产区重要粮食作物（谷物）的综合生产能力，确保一定的自给率，通过制定合理的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保证粮食的顺畅流通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从家庭意义上讲，新时代粮食安全应该关注家庭收入水平，即该家庭从市场上获取足够食物的能力，更加强调食物饱腹的数量、健康与卫生以及多元的营养要求。
3、精准化
从粮食安全的概念演变可以看出，粮食安全的内涵逐渐明确，涉及的对象、要素逐步精准。从对象上看，粮食安全在我国最初强调的是总量安全，逐步过渡到“粮食基本自给”，再到“谷物基本自给，主粮绝对安全”几个阶段，内涵更加精准明确。从级别上，李晓俐根据食物功能的划分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程度，这里将保证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热能食物口粮作为第一等级，将满足热能需求的油料作物作为第二等级，将保障肉、蛋、奶生产的饲料作物作为第三等级，将满足饮食多样性需求的肉蛋奶、水产品、蔬菜、水果等保护性食物作为第四等级，将满足奢侈消费需求的工业用粮作为第五等级。从类别上，粮食安全主要根本目的是“应急”和“应战”，两者对粮食安全保障的具体要求存在明显差异，现阶段应该基于粮食常态化储备及“应急”和“应战”具体要求提出更加精确化的粮食安全保证体系。
4、多维度
新时期粮食安全已经不仅是粮食数量安全单一维度，是从数量安全到居民饮食营养安全、产业市场安全以及土地资源环境安全等多维度的安全系统。粮食安全的内涵从粮食数量保障提升到居民营养安全和健康的维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体现，粮食产业和市场安全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安全内涵的应有之义。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升，土地资源环境安全必然会成为粮食安全的底线和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粮食安全必须将生态环境安全纳入统筹维度，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循环和可持续性农业。
5、多因素
现阶段粮食安全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粮食安全问题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农业生产本身，除了与“三农”问题紧密联系，城市化和工业化都会时刻对粮食安全造成直接和间接影响。在与“三农”问题联系方面，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种植和生产结构，而土地制度改革更是直接决定了粮食的供给源头。城市化和工业化一方面对农村土地和劳动的争夺导致粮食安全问题陷入多种利益纠葛和旋涡，另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变化又对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导向。
（三）新时代粮食安全观
面对新时代，在我国粮食出现阶段性、结构性供大于求的背景下，本文在把握我国粮食安全内涵和状况的基础上，在对我国实现粮食安全所付出的代价进行深刻反思和对我国粮食安全发展前景预测的基础上，应确立“营养、绿色、多元、开放”的新时代粮食安全观。
1、营养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要求吃饱，更多的是需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吃得营养表现为营养供给和摄入均衡两方面。作为人们膳食结构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粮食将不仅满足温饱问题，还要能满足人们对膳食纤维、蛋白、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需求，以及为畜禽业和加工业提供合格的原料；不仅要实现营养元素的生产与储存，还要依靠合理的流通渠道和
加工方式，保证营养元素能够充分进入人体，避免不合理的损失和浪费。新时代粮食安全观需要确保摄入食物的营养。
2、绿色
新时代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总体战略，提倡培育绿色生活方式，以绿色消费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粮食生产与消费同样要遵循绿色发展的要求，具体表现为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生态环境影响。农产品的生产将始终遵从生态环境底线，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通过科学的区域布局、合理的种植结构和高效的田间管理，提高农药化肥的利用效率，保护耕地和水资源，防止农业污染，并切实加强产地环境保护和源头治理；在重点地区开展绿色食品标准农田建设，进行农业土壤改良和水质改善，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农业安全水平。
3、多元
粮食安全的构建需要多方面考量和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健康的饮食需要膳食结构的多样化，消费的多样化需要生产结构多元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的支撑。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多元化集中表现为膳食结构、生产结构和经营主体结构的多元化。提倡健康节俭的饮食习惯，构建多元化的国民膳食结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引导农民开展农业生产，合理调节农业种植结构，有效对接市场需求；消除制度障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形成多元化的创新市场主体，激活经营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
4、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丰功伟绩是有目共睹的。新时代的到来更是要求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将走出去、引进来更好地结合在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包括农业的发展。新时代粮食安全观要求政策和市场适度开放。在国内，破除传统的国有和民营的体制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适度放开粮食储备和生产限制，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促进资源的合理流通和有效配置；对外，适度放开进口管控，统筹国际农业资源开发和利用，实现国内和国际市场有效接轨。
四、结语
重农尤其重粮，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的根本，也是中国历史朝代更替和社会演变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经济、农业技术和粮食生产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粮食生产大国、消费大国、进口大国，更是“浪费大国”，出现了产量多、进口多、库存多、补贴多和浪费多的“五多怪圈”。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当前农业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使得国家目标与农民目标出现错位，出现资源环境与生态恶化、三农问题凸显、消费畸形、营养与健康问题凸显、财政资金低效且负担加重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在对粮食安全问题认识上，学者们更是见仁见智。传统农学派、经济学派、资源环境学派，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各有侧重，在不同层面上主导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纵观粮食安全的研究历史，粮食安全观的概念都是依据各个阶段历史形势和总体条件的变化发生动态的调整。新时期粮食安全观已成为一个全产业、多尺度、精准化、多维度、多因素的复杂巨系统。在经历了以粮为纲的第一个30年（1949—1980年左右）和市场化改革的第二个30年（1982—2013年左右），未来的30年（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我国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社会，面对全球化、老龄化、营养与健康的刚性需求、资源环境与生态恶化等一系列全新的世情、国情、粮情等，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的粮食，需要与时俱进地确立“营养、绿色、多元、开放”的新时代粮食安全观。这不
仅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保障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必然要求。
篇五：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新时代我国粮食供需形势及面临新挑战作者：暂无
来源：《粮农智库》2019年第8期
谌琴（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想，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三大经济安全，粮食安全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明确要求“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其中核心目标是“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新时代的粮食产业进入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我国粮食供需形势出现一些新情况，粮食安全也面临一些新挑战，需要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粮食供需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连获丰收，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粮食供给处于历史高位，已基本解决“吃得饱”的问题。从粮食总量角度，我国目前粮食生产已能满足消费需求，而且一些品种出现过剩，阶段性出现“结构性供过于求与供给不足并存”的问题。
生产能力提升，需求增量提档。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产量实现
“十二连增”，从2003年的43070万吨增至2015年的66060万吨，增加22991万吨，增幅53.38%；2016-2018年粮食产量小幅波动，分别为66044万吨、66161万吨和65789万吨，保持在高位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也从2003年的333.3公斤增至2015年的480.6公斤，人均增加147.3公斤，增幅44.2%；2016-2018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为477.6公斤、475.9公斤和470.9公斤。2010-2018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连续九年保持在400公斤/人以上，我国粮食安全总体有较充足的物质保障。同时，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粮食消费“增量提档”现象明显，总量不断增加，档次不断提升，食工饲用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2017/18年，我国三大谷物品种消费总量为59202万吨，比2016/17年增加2801万吨。在消费结构中，城乡居民口粮消费和种子消费基本保持稳定，合计占比50%左右，占比呈现小幅下滑趋势，饲料用粮和工业消费占比则呈增加态势。2017/18年饲料用粮占比36.23%，增幅10.45%；工业用粮占比16.64%，增幅7.77%。
收储政策安心，库存数量充裕。2016年以来，我国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玉米取消临时收储制度，稻谷小麦政策框架稳定，最低收购价逐步调低。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激活了市场，玉米市场定价基本确立。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监测，2018年玉米市场价格比2017年上涨约200元/吨，扣除人工成本，加上补贴东北玉米自营地亩均收益约350元，比上年增加120元。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8》数据，扣除人工成本，2017年自营地小麦亩均收益为213元，比上年增加88元；稻谷亩均收益为364元，与上年持平。近两年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连续下调，自营地种植收益仍有保证。实行收储政策以来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托市收购量连年高于拍卖成交量，库存数量持续增加，政府宏观调控有充足的物质基础。
谷物严重过剩，油脂油料短缺。我国粮食生产在产量保持较高水平的同时，结构性矛盾凸显，品种间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谷物过剩而油脂油料短缺。在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未下调和玉米临储未取消前，2015/16年度我国谷物（小麦、玉米和稻谷）年度结余量高达10807万吨，占产量的17.7%。此后我国谷物年度结余量逐年下降，但依然保持“供过于求”态势。2017/18年度我国谷物年度结余量降至2345万吨，占产量的3.87%；
同时，2017/18年度我国
食用油进口为752万吨，大豆进口达到9413万吨，其中大豆进口依存度超过85%，油脂油料总体呈现短缺状态，供求缺口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普通粮仍过剩，优质粮尚不足。由于稻谷托市收购价格分早籼稻、中晚稻和粳稻分别定价，与品质、地域和品种无关；小麦最低收购价按照等级定价，等级价差为0.02元/斤。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均未体现“优质优价”，导致农民只关注产量不关注品质，大规模种植高产量的普通粮食，导致普通粮过剩与优质粮不足并存。以小麦为例，国内对优质强筋麦需求旺盛，估计在700万吨左右，而国内产量不到400万吨；水稻也存在相似情况，优质粳稻占比约30%，优质籼稻占比仅约10%。
谷物库存高企，进口规模巨大。由于谷物国内外价差较大和国内优质品种供应不足，我国谷物市场呈现“进口谷物入市、国产谷物入库”和“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局面。2016-2018年，我国大米、小麦年均进口量分别为353万吨和357万吨，已成世界大米、小麦进口大国，而近三年我国稻谷和小麦年度结余量均在2000万吨左右。2015年玉米实施收储制度改革前，玉米临储收购量创新高的同时，当年玉米进口量高达472.8万吨，高粱、大麦进口量分别为1070万吨和1073.2万吨，玉米及饲料替代品（高粱、大麦、木薯干、DDGS）
合计进口4218万吨；2016年玉米市场化改革后，在玉米库存高企的同时，玉米及饲料替代品进口仍保持在较高水平，2016-2018年，高粱、大麦年均进口量分别为512万吨和689万吨，玉米及饲料替代品年均进口量2311万吨。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新挑战
我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言过关；保证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不能有丝毫含糊。在推进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时代，除了资源约束、环境约束和气候不确定性增强等影响粮食安全的传统挑战外，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主要包括粮食安全进入综合平衡时代、粮食加工品国际化水平高、粮食加工产能扩张速度快、去库存与保安全兼顾难度大等。
粮食安全进入综合平衡时代。按照粮食用途划分，粮食消费主要包括口粮消费、饲料消费和加工消费。其中小麦、稻谷和少量玉米用于口粮消费，存在替代关系；高粱、大麦、玉米、大豆等用于饲料消费，稻谷、小麦、玉米均用于加工消费，在燃料乙醇和淀粉领域均存在替代关系。尤其是我国饲料行业已进入“大饲料”时代，包括玉米、小麦、稻谷、高粱、大麦等多个谷物品种，其中饲用小麦、稻谷以国产为主，饲用高粱、大麦则以进口为主，饲用玉米以国产为主，进口为辅，进口量在配额范围内波动。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数据，2013/14-2017/18，饲用小麦、稻谷数量平均值合计2822万吨，占比14.24%；饲用高粱、大麦平均值合计1128万吨，占比5.69%；饲用玉米平均值1.54亿吨，占比77.71%。“大饲料”时代的饲料粮基本包括了所有的谷物品种，不同品种之间替代性较强，主要受比价关系影响，单品种供求平衡的保障难度加大，粮食综合平衡逐渐替代品种平衡。
粮食加工品国际化水平高。我国粮食国际贸易量受配额限制相对较低，粮食加工品国际化水平则相对较高，间接推进国内外粮食市场一体化，加剧国内粮食总量平衡调控难度。在粮食加工品的国际贸易中，玉米加工品种类较多，出口量较大，国际化水平最高。目前，我国是世界味精、赖氨酸、山梨醇、柠檬酸的第一大出口国，国际市场占有率较高，个别产品出口率超过50%；
同时，受生产成本影响，粮食加工品出口量年度之间波动幅度也较大。
粮食加工产能扩张速度快。我国三大谷物中稻谷和小麦工业消费量较小，年度之间波动不大，近十年稻谷和小麦工业消费量分别在1000-1500万吨和900-1400万吨。工业消费量扩张速度最快的是玉米，尤其是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后，玉米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玉米加工利润改善，淀粉加工和燃料乙醇产能急剧扩张，对我国未来粮食供需平衡将产生重大影响，需引起高度重
视。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估计，2007-2015年我国玉米工业消费保持在4000-5000万吨的水平，2016年后玉米工业消费量迅速增长，2018年达到7300万吨，年均增长量达750万吨左右。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后，玉米市场价格回落，玉米淀粉加工利润增加，淀粉产能进入新一轮扩张期。此外，燃料乙醇是目前国内外处理不宜食用的陈化粮和调剂粮食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我国2001年为消化陈化粮开始发展燃料乙醇，并在部分区域试点推广车用燃料乙醇汽油。为加速粮食去库存，到2020年E10车用乙醇汽油将在我国实现全覆盖，潜在缺口超过1000万吨，新增玉米需求预计2500万吨。在政策推动下，我国燃料乙醇行业进入新一轮加速扩张期，成为玉米加工需求未来最大变量。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估计，2017年我国玉米深加工产能增幅超过500万吨，其中黑龙江省增加200万吨；2018年玉米深加工产能增幅超过1000万吨，其中黑龙江继续增加600万吨。2020年我国玉米深加工产能有可能增至1.3亿吨左右，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随着玉米去库存结束，到时东北玉米外运量可能急剧下降甚至不再外运，玉米供求格局和流通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去库存与保安全兼顾难度大。粮食去库存必须调减粮食面积，通过调低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取消玉米临储政策、财政补贴轮作休耕、稻谷双改单等方式，粮食去库存速度加快。但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去库存工作一旦结束，产量必须能尽快恢复以满足市场需求。以玉米市场为例，2016年取消临时收储制度后，去库存速度远超过市场预期，临储玉米年度拍卖成交量屡创新高，2017年拍卖成交5740万吨，2018年达到10014万吨，预计2020年去库存工作将基本结束，同时我国玉米市场供求也将发生逆转，玉米市场价格可能继续上涨。
新时代粮食安全保障措施
由于粮食消费需求刚性增长，水土资源紧张、气候不确定性增加和生态环境约束，我国粮食供求中长期将保持紧平衡态势。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粮食供求平衡的保障工作。
引导工业消费，切实防止需求大起大落。粮食工业消费除受市场影响外，受政策影响也较大，为此，政府应保持政策连续性，引导工业消费，防止需求大起大落，导致价格大幅涨跌。以玉米为例，政府阶段性的“鼓励”和“控制”加工产能是玉米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目前政府应合理引导玉米深加工产能的扩张速度，尤其是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的规模，根据玉米产量适度发展深加工，防止出现企业投产即无粮可收的局面，更要防止出现“与人争粮”的现象。
保障农户收益，引导粮食产量稳步调整。农户是粮食生产者，在粮食去库存阶段，必须有序引导农户调减口粮面积；在粮食去库存即将结束前后，必须提前采取措施引导农户恢复口粮种植面积，防止粮食去库存结束后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在粮食去库存过程，必须保障农民不吃亏，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障农民利益并重”原则，不能单纯通过降低农民收益调减谷物产量，应通过休耕轮作、财政补贴等方式引导粮食产量稳步调整。
理顺粮食比价，根据需求调整粮食结构。粮食需求决定粮食供给，“按需定产”是实现粮食供求高层次均衡的保障。在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理顺粮食品种之间、优普之间、区域之间的比价关系，通过价格的引导推进粮食生产结构的调整，实现粮食生产的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以更好地满足粮食需求的提档升级。
强化市场监测，重视信息预期引导作用。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明显提高粮食市场化水平，市场预期急需权威市场信息引导。扩大粮食市场监测范围，构建覆盖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原料、加工品全链条的粮食市场监测网，建立粮食大数据库。同时，在粮食去库存过程中，合理引导农户价格预期和收益预期，防止去库存期间谷物产量超预期下降，保障去库存结束后谷物产量能稳步回升。
开拓国际市场，强化贸易余缺调剂作用。我国已是国际粮食进出口大国，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必须发挥国际市场作用，既要掌控国外一手粮源，也要掌控国外销售渠道，充分发挥粮食贸易的余缺调剂作用。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粮食贸易关系，支持粮食企业“走出去”，提高我国粮食进口的多元化水平，保障国内粮食安全。
篇六：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新时代的粮食安全观作者：***
来源：《农经》2018年第08期
“民以食为天”，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近年来，中国与世界都面临着粮食安全和食物营养等方面的挑战。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推动了饮食结构变迁和营养转型，人们开始从食用谷物转向食用更多的肉类和奶制品，促成了营养过剩、微量元素缺乏（隐形饥饿）、热量摄取不足（饥饿）三种现象的共存。
在前不久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举办的《2018全球粮食政策报告》发布会上，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博士指出，尽管世界经济复苏强劲，但持续的冲突、饥荒及难民危机却导致全球饥饿人口增加。同时，反全球化思潮和日益变化的世界格局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那么全球食物和营养安全状况如何？未来面临着哪些机遇与挑战？未来发展有何计划？带着这些问题，《农经》记者采访了樊胜根博士。
巨变下的全球食物系统
《农经》：在新常态经济和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食物系统如何健康发展？
樊胜根：近年来，商品的自由流动、贸易摩擦、国际投资、开放知识和数据获取、国内农业政策改革、全球治理改革等因素都在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的食物系统。未来各国食物系统的全球一体化是中国和亚洲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对减贫和消除饥饿至关重要。
对中国来讲，在新常态经济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现健康的食物系统关键在于适应市场需求。市场需要有健康、营养、多样化的食品。想要保证这类食品的供给，就需要改进供给侧。具体来讲，要增加营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农产品的供应，比如蔬菜、水果、奶制
品等等。但目前大众对这类食品的消费较少，大量的消费仍然集中在肉制品上，或者说主粮的消费比重太大。所以，未来食物的一个发展目标是可以有一个以食物的营养、均衡、可持续为出发点的营养机构，里面包括主食、蔬菜、水果、肉食、奶制品、海鲜等产品，而不完全是主粮产品。
《农经》：农业生产对食物健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樊胜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保证食物的营养性。中国有个说法叫病从口入，人们以前可能更关注食物的卫生，但饮食结构也同样重要，吃得不合适同样会生病。比如，主粮吃得太多或者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太多，多余的能量就会被转化成脂肪存储起来，这类人群会有逐渐发胖、甚至患糖尿病的风险。肉食摄取太多，会导致心血管硬化、堵塞，心脏也会受到影响，严重的话可能引起心脏病；二是保证食品的安全性。除了均衡的营养，食物安全同样重要。那么如何保证这两方面的平衡？换句话说，也就是如何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所吃的食物不仅仅对自身的健康有影响，对周围的环境、土壤、水、气候变化等方面都有影响。大量依赖肉类生产的饮食要比典型的素食饮食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在饲养作为肉食的牲畜过程中，动物排泄粪便会产生一氧化二氮，动物胀气时还会产生甲烷。根据GWP（globalwarmingpotential全球增温潜势）的分析显示，以单位分子数而言，甲烷的温室效应要比二氧化碳大上25倍。我们追求自身的饮食健康，也应当考虑到地球的健康，实现真正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农经》：目前中国的粮食产业面临着哪些挑战？
樊胜根：一是对资源的过度透支。过去高度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土地资源、水、化肥、能源等超量使用，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同时日益增多的温室气体排放更是加重了污染。
二是生产的粮食往往跟市场需求不平衡。一方面，农民生产很多主粮，比如玉米，但却因市场需求量不大或者趋于饱和而滞留在仓库里；另一方面，目前健康的食品所占比重不大，大多数食品因无法满足消费者营养健康的要求而不被认可。从农民的角度讲，低收入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种粮积极性，他们种粮的初衷大多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口粮问题，因此，小规模的种植户依然占有较大比重，但小农户自身生产力有限，不能完全对接市场需求。
三是国内的很多食品在加工过程中放了大量的糖和盐，属于高脂肪含量食品，这类食品摄入过多会影响自身健康。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考虑整个食物系统，而不仅仅是生产，因为整个产业链的耕种、加工、仓储、销售等环节都存在问题。未来应最大化实现食物全产业链的透明化，增强大众对食品市场的了解。
与国外相比，差距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我国土地资源有限、人均占有率低，在粮食生产方面的竞争力并不占优势；二是农业整体生产规模小，小农户生产者居多。如何改善呢？首先，加大科研投入，保证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逐步上升；其次，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要配置齐全。这样一来，优质农产品可以通过好的运输、销售渠道配送出去，而不会因为中途的污染或
运输时间过长损失营养性；再次，我国不乏优势农产品，比如蔬菜、水果、水产品等等，未来的发展应当是立足于把劣势变成优势，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以促进全产业链的发展。
积极应对新挑战
《农经》：如何应对城市化进程和消费升级？
樊胜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断有新兴人口涌入城市，日益增加的城市人群对食物数量、产品质量、土地资源、水资源等都有了新的要求。对城市而言，人口增多会对农业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但市場却在逐步扩大；对农村而言，却是新机遇。农村人口的减少，使得人均土地资源占有率升高，农户扩大耕种面积，有利于推动规模化生产。那么如何有效连接城市市场和农村规模化生产？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是加大农村互联网的普及率，完善城市与乡村的信息对接；二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保证农产品的运输、加工、冷藏、销售等渠道的畅通，不仅仅要做好附近城市的销售，甚至于打通全国、全世界的销售市场；三是市场要有成熟的运作体系，使人们可以吃到更健康、更营养的食物；四是要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样一来，农户的切身利益就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城市的市场也被逐步打开，可谓是实现了双赢局面。
《农经》：人工智能对农业生产有何影响？
樊胜根：近年来，人工智能与农业的融合越来越紧密，也为我国的粮食生产提供了绝佳机会。中国人口众多且分布集中，具备一定的市场优势。一旦构建起互联网体系，在目前发达的快递行业背景下，产品很快就可以销售到千家万户。我认为应当建立一个互联网平台，拉近农户、科研工作者和企业的距离，科研机构和企业可以直接对接到农户的生产状况，进行实时、有效的针对性指导。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食品的安全、营养、健康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不少企业已经开发了先进的农业生产追踪设备，通过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借助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实现对农业种植、除虫、施肥、采摘等全过程的实时监测，让农产品可以实现追根溯源。此外，通过追踪环节把生产、研发等过程透明化，实现区块连接，并将农产品有效推送给消费者。我认为这方面的发展前景非常好，希望未来大家可以合力把这件事情做得越来越好。
如今，农业发展越来越智能化，涌现的一批大数据公司通过遥感技术进行农业资源调查、农业病虫害监测、农作物估产，有效预测农作物病虫害，优化了农药、水资源、生产过程的投入成本，降低了污染性。中国市场潜力大，近年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企业在人工智能这方面都比较超前，政府也应该更多些鼓励。
《农经》：如何更好地帮小农户解决粮食问题？
樊胜根：2.6亿农民，2.3亿在生产粮食，在小农现象普遍存在的中国，重视小农、引导小农发展将带来可持续的发展收益。首先，对待中国的小农户人群，策略有两个：一是“移出去”，二是“移上去”。具体而言，一方面，农村有就业的机会，将一部分小农户“移出去”，人均土地耕种面积增加，就扩大了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这部分留下来的人需要“移上去”，将小农与高价值市场对接，提高小农企业的盈利能力，加强城乡关联发展，不断扩大规模化的土地生产。在印度，近年来超过3000万小农开始使用天气指数保险，这让许多农户转向了利润更高的农业生产系统。在对接高价值市场方面，印度乳制品网络开展了“牛奶增产行动”，小奶农与城市消费者通过生产、采购、加工和销售产业链相互关联。
此外，应当发掘小农户的商业潜力，支持小農户从传统的自给农业向高价值、气候智能型、营养驱动型的农业方式转变。鼓励他们生产价值比较高的产品，比如，在种植水稻、小麦等主粮的基础上，也生产蔬菜、水果、肉类等附加值高的食品。这样一来，小农户的收入也不比城市人口收入低。最后，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粮食的生产和收入提上去，更主要的是乡村的居住条件、环境、服务设施、餐饮服务、医疗服务、各种娱乐休闲服务也要跟得上城市的脚步。这样一来，农村与城市共享健康食品，但农村空气相对更清新、空间不拥挤、安静的生活环境等优点使农民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职业。
立足可持续发展
《农经》：中国在粮食领域和扶贫道路上取得的成就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借鉴意义？
樊胜根：近年来，中国在粮食安全、营养安全、脱贫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国际领先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几点可以借鉴：一是农业的改革让农民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农民有权利选择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产品如何适应市场等问题。在充分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推动生产蓬勃发展；二是政府支持农业发展，近年来的落地政策很多。比如，国家加大在农业科研、农民教育、农村道路等方面的投资，切实提高了我国粮食生产效率和脱贫力度；三是充分开发农民的种地潜能。农户在当地通过自发组织的合作社、协会等形式互相互助，有力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社会的稳定，同时也提升了整体生产水平；四是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坚持把农业发展和食品安全放在第一步，为解决温饱、营养不良等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坚实基础，也就无从谈整体经济的发展。
《农经》：对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
樊胜根：未来在膳食结构方面，要立足于安全、营养、多样化的三重构建。从人们自身的需求来看，应该倡导大家保持健康均衡的饮食习惯；从整个地球发展来看，只有地球健康，人类才能可持续发展。
在农业技术方面，应该达到多赢水平，包括产量多、营养够、资源节约。首先，农业技术要落实到位，在足够的技术支撑下，保证粮食产量的基本供给；其次，除了产量赢，营养也要
赢，水稻、小麦、玉米的种植可以通过生物强化增强营养性。比如增加维生素A可以缓解夜盲症，增加铁、锌等微量元素，可以促进人的体力、智力更好发展；再次，在保证前两者的基础上实现节约用水、土地、化肥等资源。未来，通过更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食物，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篇七：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世界粮食危机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探析潘旭东
马晓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16）
【摘要】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没有粮食安全，国家的其他安全将无从谈起。世界性粮食危机的发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保障我国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有必要认真分析我国目前粮食安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借鉴国外经验，探求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对策。【关键词】世界粮食危机
粮食安全
生物质能源
【中图分类号】F3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25（2010）12-00-2010年，受全球异常气候影响，国际粮价不断上涨，2010年6月下旬以来，欧洲小麦期货价格已上涨了近50%。2010年以来，全球小麦主要产区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出现严重灾害天气，而其他主要小麦产地也因气候异常大量减产，全球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已成定局。与此同时，越南、印度、埃及和柬埔寨等世界主要稻米生产国为保证内需、稳定粮价，纷纷颁布大米出口限令，使国际市场上的大米数量骤减约1/3，更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粮食供应吃紧的担忧。
2010年4月7日，中国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全国干旱范围已波及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青海、重庆、甘肃、陕西、湖北、湖南、广西、河北、山西、内蒙古、海南等15个省区，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5个省区旱情形势至今仍然非常严峻，受灾人口超过6130万，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受到严峻考验，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政府研究及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
一、粮食危机和粮食安全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粮食危机”（foodcrisis）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上已开始使用“粮食安全”（foodsecurity）这个术语来描述世界粮食供求紧张关系和各国政府应对此局面所采取的相应政策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粮食危机实质上就是“粮食不安全”（foodinsecurity）状态。所以，从理论上理解粮食危机要以粮食安全的概念为起点。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因此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在1996年11月，第二次世界粮食大会通过的《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中，对“粮食安全”的涵义作了第三次表述：“只有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此次修改后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有充足的粮食，即粮食总量要满足需求；二是要有支付能力。二者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因素，都将导致粮食不安全，为确保
粮食安全，就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笔者认为，当粮食安全这个目标受到严重威胁时，即出现了粮食危机。
二、世界粮食危机的现状
2007年下半年，一些主要粮食生产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同时伴随美元贬值，世界粮价开始急剧上涨。2008年的3个月，所有主要农产品的实际价格都达到了近30年来的历史高峰，国际名义价格则达到了近50年的历史峰值，粮食危机全面暴发。
2008年的粮食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少国家被卷入其中。各国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社会民众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特别是在传统的粮食匮乏地区和贫困国家，如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遭受的粮食危机最为严重。相当数量的国家已失去对粮食的购买能力，社会陷入动荡。对已有一定经济基础、但国内粮食供给依赖进口的发展中国家，过高的粮价也给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而那些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可以提供粮食出口的主要粮食生产国，国内也出现了粮价暴涨和供给不足的情况，迫使政府采取措施限制粮食出口。此外，一些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也受到了粮食危机的波及，出现了局部的粮食抢购现象。
2010年，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现，使全球粮食产量持续减产，世界粮食供求关系急剧变化。一些国家粮食严重短缺，国际市场粮价飞涨，库消比安全线骤然跌破，有些国家叫停粮食出口。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期预测，目前世界粮食库存已由2002年度的30%，下降到不足消费量的15%，为30年来最低，低于国际公认的17%至18%的安全线水平，目前世界粮食储备只够人类维持50天左右，大大低于2007年初的169天。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预测，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未来几年内全球粮价仍将保持高位运行，粮价居高不下的局面，将有可能持续到2015年。在全球粮价不断上涨和粮食供求关系紧张难以改变的局面下，全球粮食危机的阴影难以散去。
三、世界粮食危机的原因
这场世界性粮食危机并不是某一单个因素作用,而是多方原因共同形成的结果。近些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多发、生物质能源开发、发达国家巨额农业补贴以及农业跨国公司对粮食的垄断与炒作，是粮食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一些国家农业投入长期不足，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弱化；还有的国家迷信贸易自由化造成粮食自给能力下降，面对粮食危机的影响束手无策。笔者将这些原因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供求因素：美国、巴西等国家大力推广生物能源加剧了世界粮食短缺
国际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对世界粮食安全带来了巨大压力。2O世纪90年代以来，不可再生能源的枯竭问题开始真正显现，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缺血”威胁。为应对这一挑战，美欧等能源消费大国和巴西等农产品贸易大国开始大力发展新型的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源。由于美欧及巴西等国的第一代生物质能源发展是建立在对农业资源大量占用和农产品大量消耗的基础之上，能源与农业及农产品因此被直接联系在一起。生物质能源的快速、大规模发展是高粮价的“罪魁祸首”之一，生物质能源生产大国的美国更是成了众矢之的。美国的粮仓地带兴建了很多新型工厂，这些工厂是被用来生产生物质能源的，美
国政府为了摆脱对外国能源的依赖，宣布要在6年之中使全国乙醇使用量增加近两倍。美国政府为促进含乙醇汽油的消费，制定了优惠政策，使其能低价销售，在这些措施作用下，到目前为止，美国生产的玉米的有1/4都被乙醇工厂收购，美国还计划到2017年使全国15％的汽车由生物燃料驱动，而这需要美国玉米产量增加两倍；欧盟也计划在2010年将生物能源占欧盟交通能源使用量的比例提高到5.75％。而对于巴西等热带发展中国家而言，为规避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改变与发达国家的斗争形式和斗争领域，也在积极发展生物质能源。
据统计，目前全球12％、美国20％的玉米，巴西50％的甘蔗用于乙醇制造；全球20％、欧盟65％的菜籽油，全球20％的豆油、东南亚30％的棕榈油用于生物柴油制造。大量的粮食和油料作物被转入生物燃料产业，严重加剧了世界粮食短缺的局面。
（二）气候因素：严重干旱使一些国家粮食大幅减产，加剧了世界粮食供给矛盾
近些年来，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遭受严重旱灾，粮食大幅减产，造成国际市场主要粮食价格上涨。从短期来看，进入2010年以来，全球多地区遭遇气象灾难。俄罗斯17个地区因为旱情严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印度雨季赶走了干旱，却给粮食储存带来新的难题，小麦出口大国乌克兰遭遇洪水冲击产量锐减，旱情同样威胁着越南稻米产区。多国多个产粮区遭遇气象灾害，使得这些地区乃至全球的粮食供应令人担忧。从长期来看，人类自身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直接影响粮食产量；温室效应带来更多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阻碍了农作物的正常生长；过度采伐导致土地沙漠化严重，可耕地面积急剧减少。
总之，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将严重影响世界粮食生产和供给，而且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避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制约和影响，这对世界粮食市场供应紧张局面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贸易体制：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使发展中国家农业破产
粮食危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欧等国的粮食被全球化”。作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领袖”的美国，为解决自20世纪初以来长期持续的国内农产品过剩问题，一方面竭力鼓吹贸易自由化，以各种方式推销其国内农产品，另一方面却不断完善国内农业补贴保护体系，使其形成了由关税壁垒与农业补贴相结合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
在巨额农业补贴政策支持下，美国农民在国际粮食市场竞争中占据了其他国家农民无法比拟的优势。一方面保持了较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在补贴支持下以较低的、甚至低于粮食本身价值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倾销粮食。在这种不对称的竞争中，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受到严重冲击。其实，世界上的绝大数国家在多年前都能做到粮食自给自足，后来这些国家引进了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粮食，这些粮食以较低价格渐渐占据了一些国家的粮食市场，挤垮了进口国的粮食生产商和农民，打破了进口国的粮食自己自足的状态，致使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对美欧等发达国家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正如GATT专家组在“欧共体——面粉出口补贴案”中所指出的，一旦习惯于援助食品的质量和口味，受援国往往会倾向于以商业交易条件继续从援助国购买更多的相关农产品。
（四）农业政策：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农业投入长期不足
在这次粮食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当属发展中国家。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一些非洲国家，农业发展落后，粮食主要依靠进口，缺乏粮食自我保障能力，因而在这次粮食危机中受到的危害和冲击最大。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财政困难，农业投入长期不足，粮食自给能力低，为了保证国内粮食供给，就需要进口粮食。在粮价上涨的情况下，为保证国内贫困人口的粮食消费，又不得不从拮据的国家财政中拨款，对无力购买粮食的贫困人口进行补贴，从而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严重影响本国农业和宏观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很多，但从近些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情况看，为了尽快提高综合国力，不少发展中国家普遍把工业发展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位置，在财政政策上向工业倾斜，忽视了农业基础和农业发展，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目前，不少发展中国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普遍偏低，农业科技进步缓慢，良种培育等农业科技研发落后，农业生产资料供给能力不足，农业投入要素水平偏低。这些因素都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粮食危机面前表现得异常脆弱。
（五）资本因素：跨国公司的垄断经营对世界粮食危机的不断加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十几家跨国企业同大约40家中型企业一起共同掌控着全球食物链。其中由嘉吉公司、阿彻一丹尼尔斯一米德兰公司（ADM）、路易?德雷菲斯公司和安德烈公司等几个跨国农业公司组成的粮食卡特尔，实际上拥有对几乎整个世界农产品市场的绝对控制权。据墨西哥《每日报》报道，美国出口的谷物中嘉吉公司占据了25％的份额，其2007年的年收入达883亿美元，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DM）致力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其43％的利润都来源于美国政府的补贴。这些跨国公司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资本运作消灭对手，垄断市场，从而实现操控价格达到谋取巨额利润的目的，他们已经利用这样的办法控制了拉美等地的粮食市场。
因此，农业跨国公司在这次世界粮食危机中大发横财。英国《星期日独立报》2008年4月4日报道，美国孟山都公司、嘉吉公司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DM）等农业领域的巨头们，在粮食危机中攫取了创纪录的高利润。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的3个月间，孟山都公司净收入11.2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收入5.43亿美元翻了一番多。嘉吉公司的同期净收入从2007年的5.53亿美元增至10.3亿美元，上涨86％。米德兰公司在2008年前3个月中收入5.17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42％。无疑，农业跨国公司的垄断对世界粮食危机的不断加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六）
投机因素：商品基金的投机行为扭曲了粮食价格
一直以来，决定谷物价格的是当年的气候和收获量等供求因素，可是现在，决定粮食市场价格的新兴势力脱颖而出，这种新兴势力就是商品基金。商品基金从全世界筹集资金，粮食像股票一样被买卖。根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美国玉米、大豆和小麦三种农作物的产值达到926亿美元，而其产值的一半被农产品期货买家所持有。另据从事咨询服务的芝加哥农业资源公司统计，2007年11月份以来，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投资已从250亿美元猛增至650亿美元。由于农产品投机资金的疯狂炒作，农产品期货价格出现飙涨和剧烈波动。
四、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隐患
由于连年的丰收和充足的储备，我国在这次世界粮食危机中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粮食安全还存在一些隐患。这些隐患如果不加以消除，就会对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产生实质性影响：
（一）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现在统计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通常都用农业增加值。就是说，其中没有扣除农产品生产中“人工费用”这项成本；计算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也没有扣除人工成本。随着近些年农民外出就业门路增多、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工费用”开始成为农业生产的一项较大投入，农民便开始注意农业净利润、利润率的高低，开始关注农业比较效益问题，并以此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目标和行为。一些地方影响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突出问题就是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出现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所导致的。有的地方农户把农业作为兼业来经营，投入积极性不高；有的地方农民举家进城务工，有的地方年轻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只留下老人妇女从事农业生产，致使新农村建设缺人力、农业推广缺人才。虽然这些问题发生在局部地区，但却呈现出一种发展扩大的苗头，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势必影响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
（二）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态势明显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基本满足了社会对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但近些年由于粮食消费需求增长较快，确保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压力已日渐加大：第一，我国人口不断增加，口粮消费不断增长。近10年我国人口净增近9000万人。若按每年人均口粮消费200千克、肉类20千克计算，粮食和肉类消费需求分别净增加1800万吨和180万吨。第二，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城市增加了新的消费群体。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数是从农产品生产者转变为纯粹的消费者，农产品消费从“自给型”转变为“商品型”，从而大幅增加了农产品消费的商品量。以猪肉消费为例，仅计算家庭人均年消费量，城市比农村多出4.5千克，转移2亿人口即增加了90万吨猪肉消费量，增加了400万吨的猪肉商品量。此外，一些大中城市及周边地区逐步退出粮食生产甚至农业生产领域，既降低了粮食产量，又增加了需求。第三，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消费持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善，我国畜牧水产养殖业快速发展，饲料粮用量逐年增加，其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不断提高。此外，随着制药、化工、酿酒等工业的发展，玉米等农产品的加工转化需求量明显增加，工业用粮量快速增长。
（三）耕地面积及质量下降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率大大加快，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并且，在《2008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预计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5％以上、城市人口达l0亿人左右。从世界各国发展规律看，工业化、城市化是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同时要占用和消耗耕地和基本农田。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我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且减少的大都是良田，尽管国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守住12000万公顷（18亿亩）耕地的任务艰巨。
在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耕地质量也在下降，目前中低产田已占到2/3，耕地土壤有机质含
量平均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至3个百分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土壤有机质含量比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0.35个百分点，其中华北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不足1.2％，低于高产稳产田有机质含量1.5％以上的标准，南方地区50％以上耕地有机质含量也低于标准水平。东北黑土有机质含量每年以0.5％的速度递减，侵蚀严重地区下降速度高达1.3％，坡耕地黑土层厚度由1958年的40至80厘米减少到目前的30至60厘米。
五、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
从世界粮食危机发生后的情况来看，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经济大战己经在不同经济体政府之间、跨国组织与政府、金融大鳄与政府之间展开，粮食已经成为其中一张重要的战略王牌，粮食安全不仅严重影响到货币、能源和工业等经济安全，还关系到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国家安全。从战略的高度来讲，持续的粮食生产力就是世界经济战争中的“核武器”。因此，我国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国内粮食状况，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一)保护耕地资源
在一定程度上，耕地面积的多少决定着粮食产量的多少，保护了耕地也就保障了粮食的安全。首先，切实提高耕地保护意识。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珍惜耕地、保护耕地的意识，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尽全力保护基本农田的底线；另一方面，要做好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自觉保护耕地；其次，要健全监督管理制度。要解决土地违法现象，除了严格实行问责制以外，还要建立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管理体系，使监督管理覆盖土地审批、供应、使用、补充和开发的全过程，建立起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土地监督管理制度。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作用，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和科技手段，切实加大土地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确保十八亿亩可耕土地不受侵犯。
（二）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机械化和现代化程度不高，落后的农作物耕种方式还非常普遍，这些己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生产潜力的最大瓶颈。粮食出口大国的成功经验表明，资源是基础，利用是关键，而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人力资本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持续有效的投入是提高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因此，我国要持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农业的集中化、规模化发展，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步伐，积极推广高产优质的粮食品种；大力推广科学施肥技术，包括深层叶面施肥等；开展生态农业建设、提高光合作用率技术；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对于旱田，采取低压输水灌溉与喷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实施这些技术，确保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得到较大的提高。
（三）落实支农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从2004年到2010年，每年
“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包括免除农业税、对农民种粮进行各种补贴等等。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把“稳粮、增收”放在了首位，强调要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这些具体措施的出台使我国农民种粮积极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要真正使广大农民有种粮积极性，彻底解决抛荒问题，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要加大对农民种粮补贴力度，完善种粮补助制度。国家实行的“粮食直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中央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给予的多种补助，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这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种粮补贴不能全部落实到农民手中、补贴没有补到真正的种粮农民手中等等，必须从制度上进一步限制地方政府克扣直补款的行为，使种粮农户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同时要加强监督，采取公示、抽查等方式，确保粮食补助款补到真正种粮的农民手中，切实体现政府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导向。
第二，要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是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必需，农资价格上涨，势必提高种粮生产成本。国家给农民的补贴已远远赶不上农资价格的上涨幅度，种粮不赚钱甚至亏损，严重挫伤了农民投入粮食生产的热情。因此，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农资价格监管，适时公开发布农资价格信息，坚决查处乱涨价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农资质量方面把好关，严肃处理假化肥、假农药事件，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要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目前农民种植规模较小、商品化程度不高，影响到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针对我国农民经营耕地规模较小、一些农民不愿种地情况，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下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其目的就是鼓励农业生产集约经营，发展现代农业，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让粮食生产走上规模化和集约化的道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同时，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让农民自愿选择，任何人不能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或者阻止农民自愿流转土地。因此，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不折不扣地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的所有权、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不得损害承包方的利益的政策。二是有关部门要加强为农民土地流转服务的管理，让农民知道谁需要转让出土地来，谁有承包别人土地的愿望和要求，并且依照法律规范地签订合同，按照有关法律加强对土地流转进行监管。
（四）加强削减农业补贴的外交谈判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不可能与世界其它发达国家在粮食国内支持上展开竞争。如果说中国农业资源禀赋使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处于不利地位，那么如果我们再和世界其他国家在粮食国内支持上开展竞争，可能会使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不利地位更加恶化。因此，在WTO新的农业谈判中，中国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持世界大国减少甚至取消对农业的补贴政策。
（五）有效应对国际投机和垄断资本
在这次世界性粮食危机中，国际粮价大幅上涨，一些发展中国家闹粮荒，其背后有国际投机因素和垄断资本的影子。尽管这次我国国内的粮价没有出现大幅的变化，但是，自从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在农业上逐步开放市场，国际粮食跨国公司的垄断资本已经出现在我国国内的农业领域，并开始积极布局，已经对我国的农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要严格防止国际投资资本在我国农业相关产业上形成势力，阻止其完成布局，必要的时候，政府应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干预。
（六）谨慎开展粮食燃料项目，以“非粮食作物”为主发展生物质能源
由于欧美及巴西等主要粮食生产国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致使世界上很多国家纷纷效仿，但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农业及农产品大量消耗基础上的，已经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协。我国拥有占世界1/5的人口，养活自己就是对缓解世界粮食危机做出的最大贡献，在粮食燃料生产领域，要谨慎行动，加强监管，确保我国城乡居民的粮食供应：
第一，对粮食燃料项目要谨慎开展，限制发展玉米燃料乙醇。到2007年，全球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原料已达1亿吨以上，但是，由于玉米价格上涨，生产玉米燃料乙醇成本上升，再加上发展粮食燃料项目会消耗大量的粮食，不利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因此，我国政府已经制定政策限制粮食燃料发展，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机构接连下发紧急通知，要求以粮食为原料的燃料乙醇生产“急刹车”。随后的几个政府文件，对粮食燃料的限制和监管更加严格，完全停止新的粮食原料燃料乙醇项目审批，且已有项目被要求不得扩大产能。这一做法对保障我国粮食供应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发展生物质能源要以“非粮食作物”为主。为解决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的矛盾，做到即不威胁粮食安全，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生物质能源得到发展，就必须寻求扩大种植能源作物的途径，即非粮食作物。非粮食作物是专指非食用的、可用于生产生物质能源的特定作物，如甜高粱、木薯、某些木本油料(麻风树，黄连木)等。这些作物的最大的特点，是能适应劣(次)等土地和较严酷的气候，这一特点与我国
“边际性土地”资源量较大的现状相匹配，对我国从这一视角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提供了令人振奋的资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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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洋.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建议[D].郑州:郑州大学,2009.
[5]周艾婷.从世界粮食危机看中国粮食安全问题[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9.
[6]程序.生物能源与粮食安全及减排温室气体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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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中国粮食安全百年变化历程作者：成升魁，徐增让，谢高地，甄霖，王灵恩，郭金花，侯鹏，何中虎
来源：《农学学报》2018年第1期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3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81）
摘要：以人粮关系为主线、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为辅线，重点回顾了近百余年中国粮食安全变化历程及其社会经济背景。提出粮食安全问题分析的4个纬度，即农民生计、土地制度、农业科技、政策管理。认为重粮重农不轻工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发展农业科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是保障粮食安全的5个要素。最后指出应树立包括数量安全、结构安全、生态安全、质量安全在内的广义粮食安全观，系统地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关键词：粮食安全；灾荒饥馑；人口增长；膳食变化；科技进步
中图分类号：S-09文献标志码：A
TheHistoryofChina’sFoodSecurityinthePastHundredYearsChengShengkui1,XuZengrang1,XieGaodi1,ZhenLin1,WangLing’en1,GuoJinhua1,HouPeng1,2,HeZhonghu3(1InstituteofGeographicalScienceandNaturalResourcesResearch,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101,China;
2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3InstituteofCropSciences,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Beijing100081,China)Abstract:BasedontherelationshipbetweenfoodandthedevelopmentofChina’ssocialandeconomy,thispaperhastracedbacktothehistoryanditssocialandeconomicbackgroundofChina’sfoodsecuritysinceyear1911.Thispaperputsforwardto4dimensionsoffoodsecurityanalysis:farmers’livelihood,landtenure,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andfoodpolicy.Therearefiveelementstomaintainnationalfoodsecurity:agriculture,manufactureandcommerceshouldbedevelopedharmoniously,controlpopulation,improvethelandpossessionandusesystem,developthe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andmaintainnationalstability.Finally,ageneralizedfoodsecurityconceptandmeasures,includingquantitysecurity,structuralsafety,ecologicalsecurityandqualitysafetyareputforward.
Keywords:FoodSecurity;Famine;PopulationGrowth;DietaryChanges;ScienceandTechnologyProgress
0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保障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础。按照联合国的定义，粮食安全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几千年来，粮食是中国传统农业的核心。从历史角度考察粮食问题有4个维度：一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封建小农经济形成的重农、重粮思想是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基础，农民是粮食生产的绝对主体；二是生产粮食的土地，几千年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是土地问题；三是影响土地生产力高低的科技水平；
四是粮食政策制度和管理水平。笔者以粮食与人口矛盾为主线，从上述视角梳理中国粮食发展历程，剖析粮食安全变化及社会经济动因，旨在为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提供理论基础。
11949年之前中国人粮关系波动与危机
随着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技术进步，中国粮食总产量从春秋战国的100亿kg，增加到明清1500亿kg，除春秋战国和明清以后出现粮食供应紧张外，在大部分时期粮食供求相对平衡。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被一步步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战乱不断，灾荒频发，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1.1古代中国重农重粮传统浓厚，粮食自给半自给春秋战国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320kg，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秦汉时期农业生产获得长足发展，为人口成倍增长奠定了基础，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500kg，满足需求的同时还有余粮储藏或小范围贸易。魏晋南北朝分裂和战乱影响了农业生产，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粮食供求关系紧张。隋唐时期，粮食生产超过秦汉，粮食产量超过消费量，若无战争、无大灾，粮食安全是有一定保障的。宋元时期，江南农业快速进步，农业生产达到一个新高度，人均粮食占有量处于历史高位水平，应对灾荒的能力提高。明代粮食总产量突破1000亿kg，人口达到2亿，因人口增幅快于粮食增长，粮食人均占有量下滑。清代人口呈几何级数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比明代大幅下降，至晚清人均占粮仅比春秋战国略高（表1）。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总体看，影响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因素有：（1）粮食生产年际、年内波动性强，常出现“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现象（表2）。（2）不同地区气候、土壤及粮食生产能力，人口及粮食消费需求不同，粮食供应地区盈缺不均。（3）封建社会不同阶层土地及粮食占有不公。一般地主占农村人口5%~10%，自耕农和佃农占90%左右。但地主却占有50%~70%的土地，自耕农占20%~30%，佃农占10%~20%；地主占13%~17%的粮食，自耕农和佃农占43%~56%粮食。苛捐杂税沉重，农民常沦落到搞饭吃者没饭吃的悲惨境地[1]。（4）自然灾害频繁，逢灾必荒[2]，饥民揭竿而起的历史一再重演。
1.21911—1949年近代中国粮食危机及应对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加之战乱频繁，灾患不断，粮食危机空前深重。1934年全国水稻种植面积只比1933年减少0.87%，但水稻单产减少20.2%。开阜通商，城市化加速，粮食供需矛盾突出，国外粮食倾销，中国粮食贸易严重入超[4]。1912—1921年年均米谷输入约为3亿kg（按1担=50kg计算），而1922—1926年年均米谷输入猛增至8.5亿kg，“后五年”年均银两外流7844万海关两，比“前十年”年均增加了5600余万两。1912—1937年全国水旱灾害达77次，每年都有数千万灾民沦为饥民。据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通告，1929年（民国十八年）旱灾遍及甘、陕、豫、冀、晋、热、察、绥、鄂、湘、川、黔、苏、皖等数省的1093县，有灾民5062万[5]。灾荒导致人口大量死亡。1928—1930年灾荒死亡1000万人；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死亡300万人[6]。为应对粮食危机，1935年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发《中国米麦自给计划》，成立全国稻麦改进所负责落实计划。改进所推广良种、改进栽培、增进地力、防治虫害，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个计划被迫搁置[7]。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军需民食供应匮乏。为支持抗战和稳定社会，中国共产党采取减租减息政策和发动大生产运动。而国民党把粮政纳入战时轨道，实施田赋收归中央和田赋征实、征购、征借政策。通过粮政调整，国共两党都渡过了难关。但共产党粮政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改善了党政军民关系，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而国民党解决粮食问题时在管理环节滋生腐败，加深了与农民的对立[8]。
面对民不聊生的困局，革命领袖孙中山、毛泽东都发出了时代强音。“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是孙中山民生事业的根基。孙中山提出：“要增加粮食生产，便要在政治、法律上制出种种规定来保护农民……对农民的权利有一种鼓励、有一种保障，让农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改良人工，利用机器”，轮耕换种，使“土壤可以交替休息”[9]。将“浚深河道、筑高堤岸”等治标方法和“种植森林”等治本方法相结合，防范水旱灾[10]。“建立公仓制度，由发行局发行纸币，作货物的代价，货物交入公仓”[11-12]。毛泽东的农业经济思想可概括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1934年在《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13]。抗日战争时期，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14]。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15]。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16]总之，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连年战乱，饥荒肆虐，饥饿记忆印刻在中国社会和老百姓的骨子里。这是中国人民对粮食极度重要性认识的历史基础，也是此后“以粮为纲”粮食安全观形成的历史基础。这个阶段，除了领袖人物对中国粮食安全有过精彩、深刻地论述外，科技的作用微乎其微。
21949—1979年计划经济时期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导致粮食短缺
2.11949—1979年中国粮食安全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9年），国内粮食安全思想经历了从形成（1949—1956年）到发展（1957—1978年）的转变[17]。“以粮为纲”的发展方针贯穿于整个农业生产中。天灾人祸导致国民长期受温饱问题困扰。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迅速增长到1979年的9.8亿，增长了81.5%（图1）。除1960—1961年人口下降外，其余年份均持续增长。而同期粮食产量呈波动增加，1958—1961、1967—1969、1971—1972、1976—1977年粮食产量还有所下降。尤其是“大跃进”期间（1958—1960年），粮食年均减产达17%。
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和农业科技发展。周恩来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农业”，毛泽东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推动科学种田。但“大跃进”期间，鼓吹“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民大炼钢铁”，农民无暇耕作，粮食大幅减产。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大，公购粮任务重，加上自然灾害，曾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文革”期间，在“以粮为纲”、“全国学大寨”的号召下，确定了“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粮食增产目标。一方面，国家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修水利、建设农田、发展粮食生产，为后来粮食持续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85%以上的耕地种植粮食，加之激励机制缺乏，粮食生产目标未能实现[18]。
30年间，国内粮食流通体制经历了从自由购销到统购统销的转变。1949—1952年实行自由购销体制，粮食市场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195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标志着中国进入长达31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时期。
2.2农业科技尤其是育种、栽培技术进步明显在育种领域，矮秆水稻、半矮秆抗锈小麦，玉米单交种培育等方面进展突出。丁颖(1888—1964)首创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育种。黄耀祥(1916—2004)开创水稻矮化育种，育成‘珍珠矮’、‘广陆稻4号’、‘桂朝2号’。杨守仁(1912—2005)在水稻籼粳杂交育种方面取得突破。周拾禄(1897—1979)开创水稻地方品种鉴定。中国现代小麦科学奠基人金善宝(1895—1997)育成‘南大2419’、‘矮立多’等小麦品种[19]。赵洪璋(1918—1994)育成‘碧蚂1号’、‘丰产3号’和‘矮丰3号’[20]。蔡旭(1911—1985)育成‘农大183’、‘东方红3号’和‘农大139’。庄巧生(1916—)育成‘北京8号’、‘北京10’和‘丰抗8号’等。肖步阳(1914—)育成‘克丰3号’和‘新克旱9号’[21]，为发展国内春小麦生产做出了贡献。李竟雄(1913—1997)开展玉米自交系间杂交育种，育成‘中单2号’。20世纪50年代初吴绍骙(1905—1998)倡导玉米品种间杂交种和综合种的选育，育成‘洛阳混选1号’。杨允奎(1902—1970)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系配制玉米杂交种。景奉文(1919—1980)育成330自交系和‘丹玉6号’。在大豆科技方面，王绶(1897—1972)育成‘金大332’大豆。王金陵(1917—2013)在东北育成‘东农4号’、‘东农36’等大豆杂交种，把中国大豆种植向北推进100km以上。盛家廉(1917—)开创有性杂交甘薯育种，育成‘华北117’、‘栗子香’、‘丰收白’、‘徐薯18’等品种。栽培与耕作学及植保等学科也得到较快发展。沈学年(1906—2002)20世纪50年代以来奠定了国内耕作、栽培学基础。杨开渠(1902—1962)倡导种植双季稻。马世均(1918—)对北方地区间套复种、作物低温冷害防御做出了贡献。张锦熙(1919—1984)提出小麦叶龄指标促控法，制定不同条件下的栽培技术措施。余松烈(1921—2016)首创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为黄淮海小麦高产开创了新途径。曾省(1899—1968)在害虫生物防治上取得突破。魏景超(1908—1976)对粮油作物病害防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永康(1907—1985)1957年提出水稻"三黑三黄"看苗诊断法。方中达(1916—)发现水稻白叶枯病传播媒介、侵染途径、水稻品种抗病性机理等。何家泌(1914—)选育出16个抗白粉病的小麦品系。曾士迈(1926—2014)在小麦条锈病流行学方面有突出贡献。31979—2013年改革开放带来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迅速提高
3.1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安全的发展历程“首先解决农村问题”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新发展。1982年邓小平提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22]。1983年邓小平提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先要增产粮食。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1986年他要求：“到2000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后国内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明确了新时期农业政策走向。1980年秋《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肯定了农村基层“包产（干）到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t到1984年4.07亿t、1996年5.05亿t、2013年6.02亿t，连上3个台阶，对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起了重大作用[23]。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达6.21亿t。近30年来中国粮食发展的实践，对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疑虑，做出了“中国人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有力回应，实现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在农业投入方面，《决定》提出“为了适应发展农村信贷事业的需要，中国农业银行应当积极做好农村的信贷工作。”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决定》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布局，逐步实行区域化、专业化生产，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2017年《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在耕地保护方面，1994年国家颁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6年将“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写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此外，在粮食补贴、粮食购销储运、国际贸易与农业走出去等方面不断出台新举措。需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粮食改革的市场化不断推进，尽管这个改革曾几度反复，但大方向没有变。
3.2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和矮秆小麦育种等农业科技取得突破
袁隆平(1930—)研发出“三系法”杂交水稻、“两系法”杂交水稻、超级杂交稻一期、二期，2017年9月又宣布一项剔除水稻重金属镉的新成果。谢华安(1941—)育成‘汕优63’杂交水稻品种。陆懋曾(1928—)选育推广了‘泰山1号’、‘济南2号’等小麦良种。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1931—)通过小麦与偃麦草杂交，培育出抗病强的小偃系列品种。颜济(1924—)培育出‘大头黄’、‘雅安早’等小麦品种。程顺和(1939—)育成小麦新品种（品系）11个。赵振东(1942—)育成济麦系列品种。“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1949—)选育玉米新品种80余个，6次刷新中国夏玉米的高产纪录。戴景瑞(1934—)首次在中国实现玉米双交种三系配套，育成玉米自交系综3、综31和杂交种‘农大60’等。王连铮(1930—)培育了超高产高蛋白‘中黄13’大豆品种。在栽培耕作与持续农业方面也颇有进展。王树安(1929—)建立小麦—玉米两茬平播亩产吨粮技术体系，在华北平原广泛应用。卢良恕(1924—2017)提出以培养地力、减轻湿害和合理密植为中心的南方小麦增产配套技术体系。刘巽浩(1931—)坚持中国特色的耕作学和耕作制度，提出集约多维用地、叶-日积理论、多熟高产高效同步、用地养地结合、以无机促有机、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结合、倡导集约持续农业等科学思想，对解决国内粮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国外特别是西方学术思想涌入，国内农学界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讨论和学术争鸣，为后来的农业和粮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4新时代粮食安全展望(2013—2030)
4.1回顾中国粮食安全历程的启示
（1）重农重粮具有合理性，但不应走向
重农轻商的歧途。据《墨子·非儒》，从农事可“生九谷”、“长地财”，“农事缓则贫”。《管子·五辅》指出“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汜胜之书》说：“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16]中国传统的重农重粮思想与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相适应，有其合理性[24]。而主张“农本商末”，甚至轻商、抑商、拒商，则走向了极端，不利于粮食流通贸易。
（2）人口增长是粮食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人口增速过快对粮食需求压力过大，如何实现人粮平衡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秦汉以来，人口与粮食同步增长，人粮关系长期相对缓和。明清以来，人口增速过快，人粮关系紧张。
（3）合理的土地制度是粮食安全的基石。西汉实施授田制，隋唐实施均田制，保障农民小块土地占有，鼓励垦荒、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推动了农业发展，开创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孙中山主张“以平均地权的和平方式”[11]，激发了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4）科学技术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和地力常新壮等措施是粮食持续增产的基础，高产抗逆品种繁育、病虫害防治对抗灾稳产具有重要意义。
（5）粮食生产必须与粮食消费统筹考虑。过去重视粮食生产和供给，一味地强调“增产、增产再增产”，片面认为粮食越多越安全，粮食库存越多越安全，自给率越高越安全，进口越多越不安全。实际上，粮食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保障消费。一旦消费需求发生结构性变化，粮食生产结构（包括品种结构、品质结构等）也必须跟着改变。这也是最近国内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缘由。
（6）主权完整、国家强盛是保障粮食安全最根本的因素。清末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农业危机，既需要现代科学技术，更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外族入侵、社会动荡的环境下，何来粮食安全？
4.2面临问题与未来需求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内外影响持续扩大，农业生产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首先是在灾毁、环境污染、建设用地扩张，弃耕撂荒、预期收益不高等影响下，农地利用非农化、非粮化趋势明显。这是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增速高于粮食收益增速，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的表现[25]。其次，国内粮食产量提高、国际粮食进口增长、粮食浪费严重并存的现象值得警惕。国内粮食连年增产，总产量已突破6亿t。同时，大豆、玉米等进口大增，到2015年，粮食进口量已达1.2亿t。受供大于求的影响，国内粮食库存量激增。据中华粮网，2016/2017年国内粮食期末结转库存约为5.7亿t。随着国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浪费日益严重。据项目组自2013年的研究显示，仅国内城市餐饮业餐桌浪费的食物高达1700万~1800万t左右，相当于3100~3300万t谷物。第三，有限的水、耕地等资源，脆弱的农田生态系统和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土壤、地下水等）对农业生产的硬约束不断增强，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高污染的农业发展道路难以为继。第四，粮食生产的国内外社会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过去以自给自足和增产再增产为特点的传统粮食安全观念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第五，对食物的营养健康消费需求正在改变膳食结构，在老百姓日益丰富的饭碗里，粮食的绝对重要性正在悄然下降。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为中国社会发展乃至世界发展描绘了光明前景，特别是对“新时代”和“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性判断，为中国粮食发展提供了基本历史坐标和发展目标。整体来看，中国粮食“患寡”的时代基本结束，今后的问题是“患不
均”、“患不优”、“患不持续”。从现在起至2030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将从全面小康社会走向富裕、民主、美丽、文明、和谐社会。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种养业结构的调整、人口结构和膳食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云谲波诡，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洞悉国际农业与粮食发展趋势，把握国内农情和粮情动向，重构适合新时代特点的粮食安全新战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1—2015年间，国内人均口粮年消费量从241kg下降到134kg，降幅达44%。
1981年肉、蛋、禽、水产品的人均消费量仅为16kg，2015年增加至52kg。一方面，由于对食物多样性和营养健康的重视，国内居民人均口粮消费不断下降，口粮需求总量明显减少。2015年国内小麦与水稻的生产量（3.4亿t）高于口粮需求；另一方面，国内居民人均肉类食物摄入量增加，饲料用粮需求增加。据估计国内饲料用粮需求在3.8亿~4.0亿t，而目前饲料用粮仅为2.7亿t，饲料粮缺口较大。综合口粮与饲料用粮需求，中国2030年粮食需求6.5亿t基本安全，而目前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已能够满足这一需求。单纯的数量安全已难以涵盖中国粮食安全的科学内涵。
4.3新时代粮食安全观与主要内涵
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不应是单一的“吃得饱”的数量安全观，而应该发展成由数量安全、结构安全、生态安全、质量安全构成的多元、多层次、多架构的广义粮食安全观。
在数量安全方面，要从“粮食”聚焦“口粮”，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这条粮食安全的数量底线；考虑到中国国情和资源属性，合理储备和适度进口是新时期国内粮食安全的重要屏障。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粮食调配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国内储粮制度，重新定位粮食储备社会功能，同时要充分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把中国粮食安全置放在全球格局中，从战略上统筹考虑。
在结构安全方面，以“市场主导+政府补贴”的方
式来调整粮经饲种植结构，发展多功能农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促进粮食流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以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的消费结构来倒逼农产品的供给侧改革。在生态安全方面，要从“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高污染”的集约农业转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突出粮食生产中科技支撑功能，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和绿色生产。在质量安全方面，以“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为目标来完善农产品的可追溯体系和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监管体系，保证食品安全，提高国内农产品的质量水平，切实保障中国长远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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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中国粮食安全挑战与出路一、当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一）当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国际背景
粮食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粮食安全直接关系到
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当前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尤其是加
入WTO以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安全问题与世界的粮食安全紧密相连。
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业的科技进步也迅
速，引发了世界农业技术的重大变革，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极大
地提高，各国政府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也加快了农业的机械化和
现代化，世界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良人口的比例在过去的30年间下降了
20个百分点。①但
与此同时，由于气候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粮食生产、库存不稳定性也在日益增加，世界粮食安全形势依然
严峻。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粮食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据测算，过
去
10年来全球谷物消费需求增加
2200亿公斤，年增长
11%；而
粮食供给却仅增加
1000亿公斤，年均增长
05%，供需缺口明显
增大。②
粮食安全问题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果，正所谓“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今粮食安全问题除了传统的因素还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第一，自然灾害的频发，已经严重威胁到
国际粮食生产。第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粮食市场的不稳定因
素增加。第三，世界生物能源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粮食的供求
矛盾日益严峻。
第四，部分国家粮食安全中国的粮食
进一步加深了全球粮食
危机。
（二）当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国内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安全问题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把
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部分，并制定与实施了有效
的措施来促进我国粮食的生产，我国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
解决。
加入WTO后,中国的粮食生产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首
先，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推进了我国粮食生产结构的优化，有效的促进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其次，加入
WTO后，中国的粮食生产面临了诸多的挑战：1）依据WTO规则进口关税减让，导致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粮食的支持和保护；
2）与国
外市场的一体化加深，导致我国粮食安全受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
程度越来越深。
二、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现状
（一）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基本稳定，能够较好的满足供给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的生产。
近年来，中央政府为保障我
国粮食生产的稳定连续出台了关于“三农”政策的“一号文
件”。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我国的粮食供给得到了均衡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深化改
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二）我国粮食储备率和自给率都比较高，安全性相对稳定
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基本上能够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
本世纪
50年代以来，我国的粮食总体储备率达到
20%，特别是上个世纪
90年代平均达348%198?2002年高达40浓上。③相对高的粮食储备率，为我国应对突发事件有着较强的物质保证。
（三）从长远看，我国的粮食安全还存在诸多隐患
第一，消费的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据预测，人均粮食消费量
为395kg，需求总量
5725kg。④
第二，我国耕地数量在逐年减少。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
化进程的加快，土壤退化、土地沙漠化、“三废”污染等问题，导致耕地持续减少，人地矛盾突出，扩大粮食生产面积的空间极
其有限。
第三，虽然我国缺粮人口的比例不高，但是缺粮人口的绝对
值比较大。
三、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粮食安全最大挑战：
18亿亩耕地红线
耕地作为粮食安全的生产环节，首要挑战是当前的趋利动机
下，经济作物挤占主粮生产、房地产和工商业的发展蚕食耕地两
大主要问题。
当前的经济是开放的，我国连续的贸易顺差，拥有高额的外
汇储备，为此而放松国内的粮食生产，依靠进口粮食来解决本国
的粮食供给缺口的诱惑大大增强。
但是粮食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
本需求，一个大国把自己的基本生存寄希望于国际，这是不妥的。
我国耕地遭受的蚕食是不可低估的。
虽然各地为了达到足够
用地的指标而进行了跨地区耕地置换的做法，即一地的耕地转为
非农用地之后，向异地开发出新的耕地，从而维持耕地总数的不
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开发出来的耕地与转为非农用地的耕地的生产能力存在的差距是显
而易见的。
在没有遭到蚕食侵占的耕地上，却存在不少的生产者放弃粮
食作物而转产经济作物。
（二）中国粮食安全第二大挑战：农业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发
展
我国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农业受灾面积一直维持着较高水
平。兴修和维护农业基础设施是有效应对灾害的唯一出路。
作为
一个后发的国家，我国农业曾经是工业化积累的主要来源；
1950年
-1979年，我国农业为工业的建设提供了
4500亿元的资金支
持，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业采取了“多予少取”方针，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但是这种“予”不应仅仅体现在改善生活方
面，而更应当体现在改善生产条件方面。
（三）中国粮食安全第三大挑战：维持粮食的基本稳定，保
障中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
居民生活受粮食价格的影响从
来都是巨大的。
在当今非农业吸收了多数就业的现代社会，这一
影响更加显著。
食品类价格也是近几年中国通货膨胀的“罪魁祸
首”，使得中国的中低收入者倍感压力。
四、当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影响因素
（1）农业基础设施还十分薄弱
农业的基础设施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物质基础设施，主要
包括农业水利设施、农业机械设施、农用电力设施等；另二类是
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业技术推广设施、农业教育设施等。
其中制约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农业水利设施和农业机械
设施，当前我国这两方面的情况相当薄弱。
1、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严重偏低。据资料现实，我国农业
机械化水
平还处于初级阶段，综合机械化水平仅为
342%，国际
通用的标准是60%-70%⑤我国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⑥
2、我国农业水利设施落后。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
家，水利设施的建设对于我国粮食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虽然政府对水利建设很重视，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农业水利设施明显滞后，且存在很大的脆弱性。
主要表现在：第一，水利设施配套不全，有效的灌溉设施不足，现有的水利设施大多是上世纪
60年代修建的，灌溉的水平明显
不足，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第二，江河的防洪能力逐步下降，中小河只能防
10年一遇的洪水，大江大河一般也只能防
20年一
遇的洪水。第三，大量的水利工程都年久失修，完善的水利设施
不足。全国耕地中有较为完善的灌溉设施的水浇地仅占
⑦
（2）可耕种的土地面积逐步减少
“民以食为天，地以粮为本”，农业的发展受自然资源的制
约严重，而耕地资源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基本的制
约因素。当前我国人均耕地的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2%，50%左右。
伴随着我国不断增加的人口，频发的自然灾害，不断恶化的自然
资源，我国的耕地面积在不断的加速减少，这将严重影响到我国
的粮食安全。具体表现在：
1）人口的增加，使得人均占有量逐
渐减少；据预测到
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
16亿峰值时，人均耕
地也会下降到0076公顷。⑧2）我国耕地减少的速度快；3）耕
地的总体质量较差。
（3）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
小平同志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的方向和道路。
近年来，国家
在农业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农业科技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
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1）我
国的农业科技的投入严重不足；
2）创新的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
和推广使用率比较低；
3）农业科技人才的流失严重。
（4）
我国农业劳动者的科技素质比较低。具体表现在：
1）
我国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整体水平不高；
2）农民的职业技能
水平也相对较低；
3）广大农业劳动者难以接受新科技。
（5）
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存在不足：
1）粮食市场体系不成熟；
⑨2）粮食储备制度不完善；3）我国的粮食宏观调控还不够科学
化。⑩
（6）中国粮食安全受国际环境的影响。
首先，中国加入
WTO后，产生了对国际市场过分依赖的风险；其次，在
WTC规则下，国外粮食的产销形势和政策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再
次，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国内的粮食价格“安全提示灯”失灵。
五、中国粮食安全的出路
（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农业基础设施是粮食安全的关键影响因素，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在
保障粮食安全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农业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有
效的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有效降低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
险，更有利于促进粮食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发展。中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想要稳步提高，就必须加强农业
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现代农业发
展的支撑条
件和必要基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从认识、投资和管理三
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在认识方面，充分树立先行的农业基础设施意识。各
地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农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从长远角度制定相
关政策，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大力宣传，不断提升
农民建设和保护基础设施的意识。
第二，在投资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政府投资优先考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有效的引导民间投资，使得投资主体多元化。
第三，在管理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管理工作。
建立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的法律保障体系。
（二）
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
的一项基本国策。首先，要树立耕地保护的观念，要求各级政府
制定长远的经济发展规划，使得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得到均衡的发展。在保护耕地时，不仅要从耕地数量方面着手，更应注重耕
地的质量的保护。其次，制度层面，应制定严格的耕地制度，确
立耕地目标责任制。第三，法律层面，政府应做好立法工作，强
化法律对耕地的保护性。第四，社会教育层面，耕地的保护需要
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
一方面要大力宣传耕地保护的理
念，另一方面，要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提高人口的素质。因为
人是人地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三）
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科技素质
根据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第一，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科技体制；第二，以政府
投资为主，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资体系；第三，改革现
有的科技体制；第四，积极利用外资，鼓励多渠道的投资；第五,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放。
（四）
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建立完备的粮食储备制度。
（五）
加强粮食安全预警，实施粮食安全的国际化战略。
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可以有效的对粮食供求趋势做出超
前判断，从而进行积极的调控，确保中国粮食安全。首先，建立
完善的粮食安全监测系统；其次，建立完善的安全应急系统。
实施粮食安全的国际化战略的具体措施：
第一，加快改革粮食外
贸体制，适应粮食安全的国际化战略需求。建立国内、国外两个
市场的平衡机制，以达到粮食安全的目标。第二，探索多条途径
来实现粮食安全的国际化，采取转变贸易方式、在国外建立粮食
生产基地、投资硬件建设等方式来达到粮食安全国际化，从而保
证中国粮食安全。第三，重视农业国际化专门人才的培养，完善
人才激励机制，鼓励高科技人才从事农业领域的科技创新。
B11
篇十：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实施好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并将其作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则将完善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作为首要工作加以部署。为什么在我国粮食连续十年增和当前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低迷的背景下如此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如何理解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怎样才能实施好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一、新形势下中央为什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
建国以来，中央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始终高度重视。改革前，我国长期受到粮食生产能力和进口能力不足制约，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应紧张困扰着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以粮为纲”曾作为我国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改革后，我国在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告别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普遍短缺状况。随着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和供给状况的改善，农产品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迈开了步伐，并在1992年完全放开了粮食消费市场，从此粮票退出了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农产品短缺时代基本结
束。
总体上说，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粮食等农业生产。但是，不同形势下发展粮食等农业生产政策的实施力度是不同的。改革后，我国农业生产经历了明显的几轮周期，粮食生产形势时好时坏。一般说来，每当粮食形势不好的时候，各级政府才真抓粮食生产，出台的政策“含金量”高，政策实施力度大，而当粮食形势好的时候，往往是“口号农业”，重视粮食生产形式上讲得多。
1998年，我国粮食生产曾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5.1亿吨，农民出现了普遍的卖粮难，虽然国家实施了粮食保护价政策，但是由于政策执行不到位，粮价持续多年低迷，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伤害，粮食生产不断滑坡。直到2003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明显减产，当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3亿吨，粮价在当年第四季度不断上涨，而且上涨幅度比较大，才促使2004年国家出台一系列促进粮食生产的惠农强农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包括逐步取消农业税，建立对粮农的各项补贴制度，并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在主产区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为我国粮食十连增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新形势下，中央提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强调要牢牢地将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中国人的饭碗主要盛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粮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一，有助于更好地适应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和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到2020年，按照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大约0.5%和总人口估计大约14亿左右；城镇化率大约65%和城镇人口大约9亿计算，城镇居民家庭购买原粮大约为7800万吨到8300万吨，城镇居民在外用餐中直接消费的口粮原粮大约2400万吨到2600万吨之间；农村人口大约5亿，农村居民口粮消费总量大约6500万吨到7000万吨之间；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所消费的肉禽蛋奶水产品所消耗的饲料粮总量可能超过4亿吨。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直接消费的口粮和间接消费的饲料粮可能超过6亿吨，再加上种子用粮、工业用粮和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等不可避免的损耗，粮食消费和消耗总量可能接近8亿吨，需要国内形成大约7亿吨的生产能力和进口大约1亿吨的粮食。如此庞大的粮食消费消耗规模，必须尽早谋划，才能做到主动。
第二，有助于避免在粮食连续多年丰收后出现粮食生产大滑坡。当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是历史最高的。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已经突破6亿吨，粮食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粮食库存充裕，粮食供给宽松。同时，国际粮食市场对我国进口也十分有利。但是，过去经验表明，我国粮食生产明显滑坡往往都出现在粮食增产后各地放松粮食生产。新形势下，面对国际国内粮食供给形势，提出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安全，对于各地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有助于处理好工业化和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关系。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占用耕地。一些地方，受到土地财政的激励，长期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滥占耕地。一些地方，工业化相对发达，土地紧缺，由于耕地用于农业生产效益相对较低，于是总想方设法挤占耕地，或者占用良田补劣质农田以实现耕地总量平衡，直接威胁粮食安全。节约土地，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地少水缺基本国情下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
第四，有助于协调好当期和未来粮食安全。我们在充分肯定新时期粮食十连增成效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为此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和农业生产资源利用的不可持续性。为了增产粮食，各地普遍过多地施用了化肥，还有一些地方开垦了山坡地。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方
工业化水平上去了，粮食自给率却下来了，这些地方的粮食等农产品消费越来越依靠北粮南运。这种利用农业资源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威胁到我们子孙后代的粮食安全，而且削弱了农业生态功能，加剧了环境恶化。保障粮食安全，不能长期单纯地依靠北方通过掠夺农业资源实现粮食增产。为长久计议，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也必须承担起粮食安全责任，加上适度进口等途径，缓解粮食主产区农业资源过度利用压力。
二、如何理解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过去，我国始终强调“立足国内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显然，这种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观是静态的、片面的、封闭的。仅仅立足国内生产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面临粮食安全挑战的长期性和农业耕地和淡水资源的有限性，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发而农业生产仍然主要靠天吃饭的基本格局，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农业既需要发挥保障农产品供给功能也要发挥改善生态环境功能，也没有考虑到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后农业也要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外国内两种资源。传统的国家粮食安全观已经很难再很好地指导我国粮食工作和经济工作，甚至有时是有害的。
对于世界人口最多、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粮食的进口大国，对国际粮食市场影响十分明显。不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靠不住的，对我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
传统的国家粮食安全观，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导致一些地方盲目地不计代价地追求粮食产量，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一方面，我国粮食多年增产后，国家库容已满，已不得不动用社会的库容力量。尽管如此，各地还面临着新的卖粮难问题。另一方面，农业资源不能很好地休养生息，我们当代人与后代人在争饭吃，这是不应该的。所以，粮食安全不安全，不能仅仅看当年的粮食产量，更需要看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某年某地粮食减产了，可以动用库存储备，在不明显冲击国际粮食市场情况下也可以多增加进口，实现国内粮食供求平衡。当今世界，尽管科技很发达，但是人类生产粮食仍然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格局。我们既要藏粮于库，也要藏粮于田。确保国内粮食生产能力，不因粮食形势好和进口规模扩大而受到冲击，这是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的重要任务。
不放松国内粮食生产，确保城乡居民消费的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这是我们合理利用国内农业资源能够做得到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所必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所有粮食和食物都应该基本自给。实际上，仅仅局限于国内农业资源来满足我国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粮食和其他食物消费需求，则使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既做不到，也极其有害。我国现有耕地按照现有方式生产粮食，每年仍然存在着国内粮食产需很大的缺口。如果不参与国际分工，合理地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和国外农业资源，仅仅局限于利用国内农业资源满足国内粮食和食物需要，我国至少尚缺有水资源匹配的7亿亩耕地。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国。由于外汇储备充足，适度进口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既不会损害当期的国家粮食安全，还会实现多赢。适度进口粮食，优化粮食和农产品进口结构，集中国内有限资源，依靠科技支撑，保障最重要的粮食品种生产，特别是口粮和其它谷物生产，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国内粮食消费需求，而且可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更有条件生产优质安全农产品，也不会威胁全球粮食安全。即使是口粮来源的稻米和小麦，未来也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进口，但是总体上国内生产的稻米和小麦在数量上足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的需要。
三、怎样才能更好地实施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新形势下，中央已经对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进行了重新总体设计。未来必须要围绕着尽快构建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体系，做好任务落实、长远规划和政策调整等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不断的提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必须让各级政府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中央政府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承担首要任务，在调控粮食市场、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保护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督促检查地方政府切实履行粮食安全责任。过去，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主要由中央政府和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承担。未来粮食主销区也应负起责任，要在划定粮食功能区确保一定的粮食自给率、到主产区建设粮食生产基地、增加粮食库存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加强责任考核和追究，切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落空。除了督促主销区现有的粮食自给率原则上不下降外，还有督促检查主销区按照有关规定储足粮食。
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必须更加严格地保护耕地资
源和淡水资源。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核心是稀缺土地和淡水资源的保护和改善。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要守住18亿亩耕地数量不能减少，而且还要保证耕地质量能够不断地提高。无论什么地方，城镇建设和工业发展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在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上打主意，坚决杜绝在城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整治中以劣质耕地替代良田的继续发生。
农业科技创新是保障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农业技术集成化、作业过程机械化和生产经营信息化，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潜力仍然很大，要选择示范种粮农户进行扶持，集成配套推广使用适用技术，包括优良品种、高效栽培、疫病防控、农业节水等技术，实现优质高产。
农业基础设施是提高农业抗灾能力的重要途径。多年来，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严重影响到农业防灾抗灾减灾能力，制约着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投入庞大，关键要完善投入机制，改进配套投资政策。针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环节，要重点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强中低产田改造。要以财政投入为主，并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大力加强高标准农田建
设，着力提高土地生产率和水资源利用率。
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必须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谁来种粮？怎么种粮？核心是要让粮食生产有利可图。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粮食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措施效果明显，需要坚持。针对我国一些地方向农民种粮计发补贴与农民生产粮食实际还不够紧密的问题，未来在稳定农业补贴存量的同时，新增农业补贴需要向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大户等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倾斜。我国实施的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对于防止粮价过度下跌和稳定粮食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严重扭曲粮食市场价格的弊端。未来我国必须要探索建立起既不会扭曲粮食市场价格，又能够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政策，其中目标价格和差价补贴或者目标价格保险是重要的调整方向。
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必须加快农业发展方式，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更加注重生产优质安全农产品。这就需要培育出一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涉农企业等新型主体。在实际调查中了解到，同一地方不同经营主体生产粮食的单产水平存在着明显差异。比较而言，规模化和专业化种粮的农户粮食单产水平明显要高。黑龙江和山东等地
粮食种植大户的单产水平普遍地高于一般农户10%以上。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需要政府加大农民培训，在鼓励支持发展农业生产中成长。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必须有序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是一种经济行为，政府不能盲目地强制农村土地流转，更不能将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大小作为政绩考核，而应着重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促进农村土地配置效率的提高，尊重农民有偿流转土地意愿，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解决流转土地农民后顾之忧，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流转关系。
考虑到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需缺口将不断扩大，需要从战略高度探索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来谋划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将稻谷和小麦口粮等核心粮食品种布局在国内生产基础上，要加强主要农产品进口风险管制，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将国内外粮食生产和进口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避免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对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和市场的冲击。
篇十一：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出版物刊名：改革页码：5-22页
年卷期：2015年
第2期
主题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国家粮食安全;文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长期规划纲要;国民经济发展;粮食安全问题;2008年
摘要：粮食安全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保障。2008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突出强调粮食安全问题。
篇十二：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新时代湖南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担当作者：晏婷婷
来源：《粮食科技与经济》2020年第03期
[摘要]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前提。湖南省作为国家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区，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政策探索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依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粮食高质量发展要求迫切、耕地空间缩小、自然灾害频繁、品种结构不科学、比较效益低。在新时代担当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重点要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坚守耕地红线，加大对农业精准科技支持和粮食品牌支持的力度，引导科学用粮风尚。
[关键词]粮食安全;综合生产能力;担当
中图分类号：F326.11文献标识码：ADOI：10.16465/j.gste.cn431252ts.202003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的安定，还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湖南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肩负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任务。湖南省的粮食安全对实现全国粮食的总量平衡和区域协调，保障全国粮食安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1]。
1湖南担当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的贡献
湖南省是农业大省，自然条件优越，水稻播种面积一直居全国第一。1952年湖南粮食产量就有102亿kg，70年代初粮食产量达到150亿kg，80年代中期，产量大幅度增加到250亿kg以上。据国家统计局核定，2018年湖南粮食总产量达到302.3亿kg。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湖南省以占全国3%的耕地生产全国6%的粮食，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1.1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
湖南省始终坚持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主攻方向，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18年，经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湖南粮食总量达到300亿kg以上，水稻单产达到400kg，比1977年每亩增产160kg，增长40%。湖南省2016年粮食播种面积505.166万hm2，占全国粮食总播种面积的4.33%，1997—2018年湖南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在4%～5%之间波动，湖南省的粮食面积单产高于全国12.36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南省的粮食单产水平历年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
1.2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快速推进
近年来，湖南省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率先在主产区放开粮食收购和价格，粮食经营主体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市场价格机制初步建立，粮食企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粮食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宏观调控能力有所加强。在富民强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进程中，湖南省着力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湖南省以粮食中心批发市场为龙头，加快建设功能完善的省、市、县三级粮食批发市场体系，稳步发展粮食期货市场，规范粮食期货交易行为。与此同时，湖南加快电子商务建设，构建粮食流通快速通道，降低粮食物流成本，提高粮食流通效率：积极推动粮食收购由以“政策性收购”为主，向以政府引导的“市场化收购”为主转变，在确保不发生农民“卖粮难”的情况下，根据各地产量、仓容、市场情况，精准弹性启动托市收购，构建了以轮换收购和市场化收购为主、弹性托市收购为辅的粮食收购新格局。2017年，全省共收购稻谷861万t，其中托市收购87万t，托市收购比上年减少120万t，减幅高达61%;2018年全省共收购粮食801万t，其中托市收购量进一步下降至68万t，仅占总收购量的8.5%;截至2019年9月，全省累计收购新早稻162.7万t，同比减少47.9万t，其中托市收购仅8.4万t[3]。
1.3粮食安全政策和宏观调控体系逐渐完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湖南省调整了水稻生产的发展目标，从以抓产量为主转变到质量、产量并举，突出抓优质稻生产，实施粮食高产的重大生产技术行动，提高单产水平。与此同时，以确保全省粮食安全为主线，努力提高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一是继续完善粮食储备体系。结合省级储备粮年度轮换，集并部分储存库点，进一步优化库点布局。继续加强储备粮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规模化管理，充实完善市级储备粮规模和市级应急成品粮油储备，实现省政府提出的市级储备粮的终期规模。二是健全地方储备粮轮换机制。根据市场形势和价格走势，及时下达省级储备粮年度轮换计划，加强对轮换计划执行情况的跟踪检查，研究解决轮换工作中的问题。三是继续加强粮食应急体系建设。建立和充实应急粮油成品储备，进一步明确应急粮油加工、供應和运输定点企业。加大对应急成品粮油承储企业的定期检查，确保数量真实、质量完好，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确保能够及时足额调运。四是继续加强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和价格信息监测预警工作。完善社会粮食供需平衡抽查制度，扩大覆盖面，提高统计调查质量。加强对信息监测点的检查指导，完善粮食统计的信息化建设，提高粮食统计工作水平[4]。
1.4推动从粮食大省努力向粮食强省迈进
近年来，湖南省通过大力实施“优质粮油工程”和粮油“千亿产业”工程，引发了全省粮食从种植、收储、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打造绿色粮油品牌的热潮，带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2018年，全省粮油产业实现加工业总产值1453.8亿元，同比增长6.8%。截至2019年9月，全省粮食行业拥有粮油类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家、省级龙头企业141家，拥有粮油类上市公司10家，全省14家企业跻身全国米面油食品50强。2017年以来，在全省推动“好粮油”行动计划、粮食产后服务体系与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中，通过“好粮油”行动计划示范县
和示范企业建设，引导种植优质粮食品种，打造区域公共品牌，让更多的湘字号粮油产品走进千家万户。2019年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指导省粮食行业协会组建环洞庭湖地区稻米产业联盟和湖南食用植物油产业联盟，打造“洞庭香米”和“湖南菜油籽”两个省级公共品牌。
2湖南担当国家粮食安全重任面临的挑战
粮食安全是一项全局性的工作，对于农业大省的湖南，也是一项战略性的工作。面对世界粮食危机的严峻挑战，提高湖南省对全国粮食安全的贡献率，是湖南省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决定的，也是湖南省对全国粮食安全承担的责任和庄严承诺，也显示了湖南省委、省政府对确定粮食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但是，世界格局千变万化，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要求时而变化。对于人多地少，资源环境优势并不突出的湖南，担当国家粮食安全重任还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
2.1高质量发展新需求加大粮食增长新压力
当前，我国正在高质量发展，对湖南粮食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粮食生产不再是数量的满足，而是质量的提升。湖南省当前的耕地污染比较严重，多年来重数量安全、轻质量提升的生产传统，导致湖南省粮食的质量不高、效益不佳，粮食生产质量的全国竞争力不强。面对粮食消费结构升级，口粮消费减少的新形势，湖南粮食生产面临较大的高质量发展压力。
2.2耕地减少导致粮食增长的空间缩减
受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和非农建设占用等影响，耕地资源逐年减少的速度很快。湖南省本来人多地少，目前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受干旱、陡坡、瘠薄、洪涝、盐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质量相对较差的中低产田占比日益增大，土地沙化、土壤退化、“三废”污染等问题严重，土地数量还在不断减少。作为农业大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还必须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今后扩大粮食播种的空间极为有限。
2.3自然灾害频繁影响粮食增产
目前，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为2200m3，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8%，湖南省水资源分布不均匀，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高，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水旱灾害发生，严重影响粮食的增产、增收和质量。特别是湖南省保护粮食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加上近年来气候变化异常，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
2.4粮食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矛盾加剧
湖南省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麦类、豆类和薯类其他粮食生产存在结构不平衡，且粮食生产的优质品种不多，粮食优质率不高，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不仅粮食品种结构需要调整，粮食生产的质量结构也需要调整。在消费上，湖南省居民消耗大米占口粮消费的80%，但湖南省大米难以满足高质量下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需求，优质大米少，品牌度不高，导致湖南当地人不吃湖南米，超市的东北大米、国外大米比湖南米还多。
2.5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导致粮食生产积极性不足
近年来，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持续上升，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增加，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一半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业劳动力呈现结构性紧缺，一些地区粮食生产出现“副业化”的趋势。与进城务工和种植经济作物相比，种粮效益明显偏低，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断降低。
3湖南担当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的对策
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与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党中央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5]。在这一背景下，湖南担当新时代的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必须采取新对策。
3.1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强化各级政府的粮食安全责任，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坚持“米袋子”省长责任制。当前最关键的是要大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加强粮食、食用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紧缺商品的生产，要及时解决粮食和副食品在生产、供应、价格方面出现的问题，确保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同时还要从需求上加强调控，妥善解决粮食深加工与食品生产争粮问题。
3.2坚守耕地红线
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惩违法批地、占地行为，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审批土地，依法执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通过法律法规遏制违法占用耕地的数量，坚守耕地红线。严格控制非农业生产用地审批，保证人均耕地面积保有量不下降，切实加强荒芜地、贫瘠地的改良与改造，积极做好水土保持、改水改渠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防洪抗旱能力，着力提升耕地的生产效率。要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大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引导力度，在政策、资金、环境等方面鼓励部分有技术、有能力的年轻人回家乡充当农业发展的领头雁、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3.3加大对农业科技的精准支撑
一要加强农业知识的推广。农技部门要通过举办农技培训班、开展现场指导、设立日常咨询中心、办示范基地等措施将现代农业科技传送到千家万户。二要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各
级政府要积极兑现各项农机补贴，鼓励有条件的农户带头购置农业机械。农机主管部门要加强农机使用技术的培训，培养一批优秀的农机操作能手，促进农业生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三要抓好高效优质良种推广。支持农业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与国家相关粮食新品种研究机构合作，引进一批高、新、特、优类粮食品种。支持省内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针对湖南粮食品种开展精准科研，加大自主创新激励，研发培育一批有湖南区域特色的优质粮食品种。
3.4加大粮食品牌支持、投入力度
各级各部門一定要把主要粮食作物的品牌发展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协作与配合，形成湖南粮食发展强大的品牌竞争力。要在继续抓粮食产量提高的基础上，着力提高粮食生产质量。继续加大力度推动“好粮油计划”，加大“粮油地理标志产品”的宣传推介力度，发挥“环洞庭湖稻米联盟”“湖南省植物油联盟”等组织的特殊作用，打造一批粮食生产加工的区域知名品牌。省政府要选择粮食生产条件好的区域和品种，支持其以生态特色、品种特色、文化特色为依托，加大对粮食品牌打造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要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加大品牌创建和营销，并完善对湖南粮食品牌的立法保护，为粮食品牌生产营造良好的环境[6-7]。
3.5引导科学节约用粮风尚
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粮食安全意识，形成全社会爱惜粮食、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改进粮食收购、储运方式，加快推广农户科学储粮技术，减少粮食产后损耗。积极倡导科学用粮，控制粮油不合理的加工转化，提高粮食综合利用效率和饲料转化水平。引导科学饮食、健康消费，抑制粮油不合理消费，促进形成科学合理的膳食结构，提高居民生活和营养水平[8]。建立食堂、饭店等餐饮场所“绿色餐饮、节约粮食”的文明规范，积极提倡分餐制，抓紧研究制定鼓励节约用粮、减少浪费的相关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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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步迈向粮食产业强省[EB/OL].[2019-10-23].https：//new.qq.com/rain/a/20191023A0J8JC.[4]文绪华.牢记殷切嘱托
持续推进四大行动
扎实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J].河南农业，2019（10）：4.
[5]国务院.中国粮食白皮书[Z].2019.[6]王世海.粮食安全领域基本规律探讨[J].粮食问题研究，2019（1）：11-13.[7]蒋和平，尧珏，蒋黎.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建议[J].经济学家，2020（1）：110-118.[8]肖俊彦.增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J].中国经贸导刊，2012（16）：27-29.
篇十三：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摘要：在“十四五”规划中，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把粮食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并作出了一系列相关的要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平衡好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关系，解决粮食安全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这一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由粮农组织（FAO）萨乌马提出。当时世界范围内都处于粮食危机，萨乌马由此提出：粮食安全的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刻都能买到且买得起生存所需的粮食。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粮食安全问题一直都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而要想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最有效的措施必然是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让更多人参与农业生产过程，让更多人重视起农业生产的社会意义。
1我国粮食安全现状
1.1粮食安全概念
粮食安全是联国粮农组织为了保障世界人民的粮食质量安全，让全球人民都能够安全、放心获取食物所提出的概念。食品安全的概念除了食品的数量和质量安全，足够、安全、有营养也是食品安全所关注的问题。在时代变迁下，粮食安全的概念也变得更加宽泛，粮食的生态安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1.2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现状
我国耕地面积占全世界的1/10，但总人口占全世界的1/5，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确保农业产业稳定发展并能够保障食品安全，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多措并举，粮食数量有了质的飞跃，全国人民摆脱了“吃不饱”的局面，并过上了“吃得好”的美好生活。为了保障生产和销售市场
安全稳定，我国实施了粮食安全战略，以提高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粮食的生产服务、存储、质量监督检查、市场销售等为抓手，引导粮食产业安全的高质量发展，这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粮食保障基础。
2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2.1糧食生产结构不平衡
虽然目前我国粮食总产量有所提升，但是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求长期以来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我国人口多，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要求也更加多元化，这对粮食的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粮食安全的生产结构不平衡，导致一些粮食虽然能够满足现有需求，但剩余不够，存在着可能供应不足的风险，粮食的质量也存在着安全隐患。例如，在粮食品种结构方面，我国目前稻谷产量大于需求，小麦虽然产量大，能够满足现有市场的需求，但是高质量的小麦产品仍然供应不足，存在着缺口，必须从国外进口。当前全球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再加上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频频打压中国农业，这些都加剧了粮食安全问题，一旦我国与进口国发生贸易摩擦或矛盾，将会对我国的食品安全造成巨大冲击。
2.2生态资源环境制约了粮食产业的发展
一方面是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小对粮食安全造成威胁。耕地面积是决定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虽然我国耕地面积在全世界排名第三位，但是而我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有限，可发展成耕地的土地资源少，耕地面积减少的问题仍然长期存在，相比我国众多的人口而言，耕地面积是相对短缺。我国水资源短缺对粮食安全产生影响。我国南北地势相差较大，水资源的分布也不均衡，造成水资源与粮食产地的不匹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水资源利用率较低，不足40%，这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大力倡导不同产业结构的企业发展，而部分企业缺少环保意识，尤其是一些工业企业、农药化肥生产企业等排污不规范，对水和土地资源造成一定的污染，给粮食的安全生产带来影响。
2.3粮食生产从业者短缺
农业生产从业者是确保产粮安全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给众多的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由于在我国种植粮食的收益低，尤其是我国粮食的主要产区，农民缺少提高收入的新渠道，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为了提高收入放弃农业生产，从农村转向城市就业。同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很多地方大力倡导发展农村旅游或高收益的农村特色产业，这也造成了一些粮食种植和生产人员的转移，出现了“有地无人种”的现象，造成粮食生产力短缺，制约了粮食规模化的发生，降低了粮食的生产效率，给粮食的产业安全造成影响。除此之外，农业生产者的生产技能也是影响粮食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
3乡村振兴背景下提高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3.1优化粮食产业品种结构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要立足于筑牢粮食安全的底线，强化粮食品种的研究开发能力，不断提高粮食品种以及种业的整体质量。要严格粮食品种的审定、试验和标准3个关键因素，提高粮食品种的审定标准，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种植环境来选择品种，突出粮食种植的导向性，解决粮食产品同质化的突出问题，在提高粮食质量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粮食的经济性和适用性。同时还需要提高品种审定门槛，增强品种评价的规范水平，加快品种审定由“数量”转向“质量”，统筹粮食新旧品种管理，健全品种退出机制，助力加快品种更新换代，不断补足我国粮食品种和数量的短缺。
3.2将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方式作为抓手
未来，我国粮食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大限度支持不同类型人才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员，并对他们进行政策和财政帮助。推进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农户为主体、利益链条为桥梁、社会化服务为根基的多元复合型现代粮食生产经营体制。此外，根据我国人口与资源结构的特殊性，小农户在短期内经营依旧是常态，同时也会占较大比例。所以，应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化农业无缝对接，综合提升小农户发展水平，增大小农户增收范围，保护好和调动好粮农的种粮积极性。第一，应提高小农户组织化水平，支持其采用多种合作方式和利益共享体系参加或者建设生产机构，推动小农户开展合作，最大限度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还要帮助小农户尽可能规避市场风险，平衡收益期望;第二，要持续构建综合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机制，为他们提供农业自动化生产、农产品流转、农业保险、农业技术革新与推广、农业就业等丰富化服务，要帮助他们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效益和效率。
3.3提升粮食产业从业者的综合素质
我国农村现有粮食产业从业人员老龄化严重，关键劳动力也逐渐流失，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想确保粮食安全生产稳定，就必须重视粮食产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升。首先要充分借助乡村振兴的一系列利好政策加快对农村生产环境的改善，增加农村地区农民就业的机会，减少农民种植与外出务工的收入差距，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来吸引青壮年劳动力、大学生、高素质的农业人才从事粮食产业，壮大粮食生产队伍，减少耕地荒芜的数量与规模。其次要加强粮食产业从业人员素质的培養，完善相关的教育培训机制，通过科技下乡、产研结合、技术普及、职业培训等方式来提高粮食产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结束语
我国应立足国情，合理地优化粮食产业品种结构，加强生态资源保护，提升粮食产业从业者的综合素质，完善粮食安全相关的政策，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多措并举，打造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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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四：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
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内涵及要求(同名43602)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内涵及对策
一、粮食安全的内涵
粮食安全作为国际性概念正式提出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以下三种不同的表述与界定。
①1974年11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粮食安全是指“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
②198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世界粮食的新情况，将上述定义进行了修改，确定为“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能够买得到也能够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物”。
③1996年11月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对
全的概念：
角度一：国家粮食安全－家庭粮食安全－营养安全
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国家粮食安全”、“家庭粮食安全”、“营养安全”三个层次的完整概念，这三个层次既紧密相连，又呈递次发展。其中家庭粮食安全是一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同时也是粮食安全的基本目标；营养安全是粮食安全的最高层次，是一国粮食安全的最高追求目标；作为宏观层次的国家粮食安全则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概念，是家庭粮食安全、个人营养安全的保证。若没有国家的粮食安全，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粮食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更无从追求所有社会成员的营养安全。因此，在粮食安全的三个层面中，“国家粮食安全”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们必须从国家粮食安全概念出发，把握我国的粮食安全。
角度二：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
现代粮食安全的概念可包含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三层。即在保障充足的食物供给和分配数量的同时，还要求营养全面、结构合理、卫生健康，食物的生产和获取要建立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可持续性利用基础上。
从数量上看，要保障粮食的供求平衡，这是粮食安全第一个层次的要求。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粮食供求的平衡不再局限于一国国内，只要有足够的购买能力，各国可以通过世界市场来平衡本国国内的供求余缺。但其基本前提是世界粮食的供求必须达到基本平衡。只有这样全世界
粮食数量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从质量上看，食物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全球的主要焦点，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国开始越来越关注产品的质量和营养的搭配。植物性农产品存在的农药、重金属、化肥污染，及动物性农产品存在的抗生素、激素残留，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这些都是目前食品卫生中非常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质量安全将继续接受挑战。
从生态安全上看，工业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受损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无法避免的，目前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生态环境都在逐步恶化，主要表现在：水土的流失及水资源短缺；耕地退化及沙漠化；外来入侵生物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濒危物种的逐年增多。这些变化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系统，削弱了食物安全的生物学基础，迫使我们减少了粮食耕地面积，由此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
（二）国际性粮食安全概念与我国粮食安全概念的区别
我国粮食安全的概念和国际性粮食安全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有重大差别[27]。首先，“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本身就是这项工作的追求目标。无论是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还是粮食首脑会议的概念，都是从全世界的角度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最落后地区、最落后民族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一个追求目标。这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十七大以后我国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国情不同，也与我们夺取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奋斗目标不符。其次，这一概念的外延是限定于口粮范围内的安全，没有包括养殖业、工业及其他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需用粮的安全。我国的粮食安全应与“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相联系，与“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紧迫感”相联系。进一步讲，就是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相联系，与建立和谐社会相联系，粮食安全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国粮食安全的概念还应包括养殖业、工业及其他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需的用粮安全，才符合十七大和十二五规划的战略精神。
二、粮食安全状况的评价指标
粮食安全状况可以通过一定的数量指标反映出来，因此对粮食安全状况的评估首先涉及到
指标的选择。迄今为止，FAO、世界银行以及各国学者所采用的指标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粮食贸易依存度
粮食贸易依存度即为满足一国粮食总需求，从国际市场净进口的粮食占国内粮食总需求量的百分比。如果用f(s)表示一定时期一国的粮食总供给量，f(d)表示一定时期一国的粮食总需求量，则该国粮食贸易依存度Y可以表示为：
Y＝(f(d)-f(s))/f(d)*100%粮食贸易依存度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反映了粮食自给水平β，用公式表示就是β=f(s)/f(d)＝1-Y。多数经济学家认为，Y≤5%，或者说β≥95%，即达到了足够高的粮食安全水平。
（2）粮食储备水平
粮食储备是当一个粮食年度结束时，从上一
年度获得的粮食中得到的粮食结转储备量，粮食储备量占下年预计粮食消费量的比例就是粮食安全储备系数。粮食储备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安全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安全系数最低范围是17%－18%。
（3）粮食生产波动系数
粮食生产是粮食总供给的主要部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步提高是增强一国或地区粮食可得能力、实现可持续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粮食生产波动影响粮食的供给，从而影响粮食供求平衡，影响粮食安全状况。通常用波动系数或不稳定指数来表示粮食产量年际间的变化，波动系数越大,，表示粮食安全水平越低。
Vi=（Yt-Y?）/Y?×100%tt
这里我们用其简化计算的Vi作为衡量粮食?为生产不稳定性的指标，Yt为t年的实际产量，Yt按时间序列资料计算的趋势产量，粮食生产波动指数反映了本期粮食产量可能偏离粮食长期趋势产量的程度。该指标为正向指标，即其值越小越安全，越大越不安全。
（4）人均粮食占有量
人均粮食占有量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人粮食的占有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安全水平，显然，人均粮食占有量越多，表示粮食安全水平越高，反之，粮食安全水平就越低。
PY=Yt/Pt
式中，PY表示人均粮食占有量，Yt表示粮食产量，Pt表示总人口数。
理论上讲，人均粮食的占有量存在某一警戒线，当低于这一警戒线，粮食就存在不安全状况。但就警戒线的具体数值，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标准。胡靖博士研究认为：只要年人均量不应该低于248.56千克，就能保证粮食的生存需求。否则会出现粮食饥荒[33]。而根据营养学的要求，近期内粮食的产量不应该低于年人均量350千克。随着城市化进程中，消费结构的转变，长期中年人均量应该不低于400千克。
（5）低收入阶层的粮食保障水平
饥饿和贫困在世界各国与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即使在最富裕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在粮食供给量一定的情况下，一国或地区粮食安全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低收入阶层粮食需求的满足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虽然大体上粮
食供给有余，但可能存在一部分低收入者吃不饱或者营养不足的情况。增加低收入阶层的粮食供给，可以显著的提高一国或地区的粮食安全水平。
三、粮食安全的现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