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社会治理创新8篇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山西农经/?2021年19期作者简介：杨扬（1984－），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社区工作、基层社会治理。D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村级社会治理创新8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农经 /? 2021 年 19 期作者简介：杨 扬（1984－），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社区工作、基层社会治理。DOI：10.16675/j.cnki.cn14-1065/f.2021.19.009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路径探析□ 杨 扬摘 要：在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党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在这个环节中，新型农村社区作为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其治理工作成为了社会管理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传统性质的村落聚居社会管理方式相比，新型农村社区具有特殊性，需要对其治理工作进行合理创新。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底层逻辑，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逻辑；创新策略文章编号：1004-7026（2021）19-0030-02 中国图书分类号：D669.3；F270 文献标志码：A（咸阳师范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农村社区作为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村落聚居管理形式，成为了现代化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与传统的农村村落聚居模式不同，农村社区内部的居民在观念、社区利益格局等方面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对这些变化进行合理分析、整合，成为了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有效落实及社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此，针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基层逻辑和工作中暴露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并以相关研究理论作为出发点，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路径的创新策略。1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概述1.1????新型农村社区的特征新型农村社区作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目前学术界尚未给出完全统一且明确的概念。但是与传统的农村村落聚集社会模式相比，新型农村社区具备如下显著特征。第一，和城市社区以及传统的行政村落相比，新型农村社区的形成是以原本的行政村落划分作为依据，通过拆迁、合并的方式，在全面打破之前村落地缘、亲缘居住方式的前提下，坚持政府部门主导组建的统一性的居民集中居住区 [1] 。第二，农村社会本质。从本质上来看，新型农村社区仍旧属于农村范畴内的概念，其居民都来自于之前的传统行政村落，原有的土地、户籍关系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第三，公共服务的城镇化发展特点。新型农村社区并非单纯地对行政村落中的居民原有住房进行翻新，更加不是简单使用建筑拆迁形式将村民聚居在一起，而是以政府行政手段逐步引导居民向新型农村社区转移，涉及的交通、道路等各类公共设施逐渐完善，且出现了城镇化现象。1.2????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特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是以新型农村社区范围内的政府、社会组织等为实施主体，在全面遵循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社区公约等文件的前提下，使用协商、谈判、协调等方式，共同有效管理与社区共同利益相关公共事务的统称。从新型农村社区具体的工作发展状况看来，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第一， 治理社区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倾向。虽然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主导作用， 却并非是治理新型农村社区的唯一主体，处于新型农村社区范围内的组织、企业、社区居民等都有发展成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可能。第二， 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工作偏向于活动化。新型农村社区内部的治理主体倾向于自主模式，其需要在全面遵循国家相关法律规则的前提下，根据农村社区生活中所形成的各种村规民约， 有效实施决策、监督社区各项公共事务的工作。2.1????重视人民作用发挥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人民群众在革命、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意味着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工作同样需要将人民作为核心， 与群众建立、维系密切的关系，将其视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最可靠的基础和强大的保障条件。
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合理改进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议题有关的征集和选定方式，广泛征询社区居民群众的有效意见。在征集的过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内部的协商治理工作议题主体范围需要进一步拓展，社区内部的居民、组织、居委会等应进行密切交流和沟通，在全面结合居民真实利益需求的前提下，提出、选择科学合理的协商治理议题，确保治理工作的议题能够真正与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相关联，实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和解决生活困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及其创新的底层逻辑分析30 · ·H MY K
难的目标 [2] 。除此之外，为了真正发挥新型农村社区内部居民主体的作用，使治理工作运行程序实施规范化，社区内部的领导干部应定期主动与社区群众进行密切、积极的联系， 以便在全面了解其生活情况的前提下，真正掌握社区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并将反映程度最高的问题确立为新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过程中的主要议题，真正将农村社区居民群众纳入到协商治理的主体中，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2.2????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党中央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在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工作优化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在巩固人民群众社区治理工作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做到以人民为核心来落实各项新型社区的治理工作。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工作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新型农村社区内的治理工作人员应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强化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民主素养和意识，帮助社区居民树立民主意识，在强化其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的前提下， 引导社区内部的居民开展有目的的政治学习，真正以正确的途径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工作，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3.1????治理工作参与主体呈现单一化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全新社会组织形式， 与其治理工作有关的理论知识、具体操作步骤正初步形成并持续发展。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基本是政府部门作为主导，甚至成为唯一的参与主体，社区内的居民并不重视甚至完全不参与新型农村社区的各项治理工作。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因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政府和村民之间并未形成较为清晰的职能、行为规范界限、分工，最终导致如今政府完全主导新型社区治理工作，各组织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也出现了界限模糊的问题。此外，新型农村社区内部的居民并没对相关建设政策形成全面的了解，再加之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差异相对较大，内部的冲突和矛盾时有发生，无法在社区制度建设和规划机制完善方面形成统一理念，并且社区居民在参与民主选举和管理工作过程中持冷漠、事不关己的态度，直接损害了邻里之间团结互助的氛围，完全背离了我国建立和谐社区的目标。3.2????传统价值观和文化逐渐淡化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意味着传统村落聚居的居民生活方式有了根本性转变，这是一种以社会组织作为基础建立的，为了适应城镇化生活的组织体系，也是农村社区形成其独有文化特征的社区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但在我国社会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影响下，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建立过程中的文化环境受到现代化冲击、影响，并未得到健全文化的指引，这直接影响新型农村社区内部公共文化和价值观的形成 [3] 。在传统村落聚居村社会中所形成的地缘和血缘的居民社会关系， 在新型农村社区中逐渐变得淡薄，居民间的人际交往逐渐被物质关系所取代，这种以利益至上的居民关系导向也因人的理性计算逐渐疏远，使得居民之间的隔阂逐渐增加。3.3????社区组织的能力逐渐弱化在农村社区转型发展的过程中，社区组织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成为社区和发展公共服务。随着社区组织形式的变化，导致传统村落体系中的一些村民自治组织逐渐消失，再加上全新的自治组织形式尚处于探索建立阶段，使社区内部的居民始终处于一种无组织的生活状态下。在这种情形下，新型农村社区内部的组织体系无法完全覆盖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文化休闲、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缺失，使社区内部的居民无法在有效组织的前提下应对各种发展风险，最终必然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内部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带来不利影响。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4.1????治理主体多元化及居民治理参与度提升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立，不但是顺应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重要途径，也能够推动农村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为了更好地提升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必须建立一套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治共享农村社区治理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应全面发挥新型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将农村社区范围内的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等全部纳入农村社区的治理责任主体体系中，形成共治局面。此外，相关部门、组织必须给予群众主体地位应有的重视，通过宣传教育、政治学习、会议等方式，有效帮助农村社区居民树立政治主人翁的参与意识，将原属于政府、 党政组织中的社区治理工作权利移交到居民手中，使其积极主动参与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工作。4.2????重构农村社区文化体系现阶段，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建设中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这也是我国社会、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精神命脉。新型农村社区作为我国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以其内部的社区组织为基础，打造特色文化体系，这也是整个社区内部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持续增强的重要方式。在农村社区建立专属特色文化体系的过程中，需要以原本文化为基础， 通过调研不同人群在文化方面的具体需求，塑造出与之相对的文化价值观，以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包容不同文化。同时，新型农村社区内部的组织需要通过文化活动以及宣传教育等形式， （下转第 36 页）/? 理论探索 /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31 · ·H MY K
山西农经 /? 2021 年 19 期（上接第 31 页）引导和培养居民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从而帮助农村社区居民形成正确的三观以及邻里观念，在提升社区居民和政治素养的同时，营造一个良好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工作环境 [4] 。4.3????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组织必须在遵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秩序协同要求的前提下建立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吸纳全体新型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居民提供其所需要的优质管理、服务 [5] 。社区组织需要进一步强化居民和干部之间的联系，认真听取居民意见、建议，共同推动新型农村社区有效建设。社区合作组织应在全面激发各参与主体政治意识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法律法规、乡规民约，增强居民对农村社区的归属、认同感，使村民自觉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农村社区的治理工作 [6] 。同时，农村社区合作组织需要积极争取政府和市场的各种资源， 以自身原有的优势和场所为基础，建立最优的合作组织，从而为社区居民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这是进一步强化社区居民对于农村社区归属感、积极参与各项协商治理工作的基础因素 [7-8] 。5 结束语新型农村社区作为我国乡村战略实施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全新形态的农村社会组织，与传统的村落区区社会相比，具备许多独有特征，导致其在协商治理工作的过程中出现了参与治理主体单一化、传统价值观淡化等问题。
在今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工作中，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在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组建和完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从制度、文化多个层面推动参与主体积极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工作。参考文献：［1］刘婷.农村社区治理的困境和解决路径探讨［J］.黑龙江粮食，2021（6）：69-70.［2］李宏畅，常甜甜.辽宁省农村社区治理的历史演进与实践探索［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32（11）：237-239.［3］杨梦龙.农村社区治理问题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11）：176-177.［4］刘杰，袁际焘.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 — 以万源市 T 村为例［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3）：26-35，124-125.［5］曹海林.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人文杂志，2009（4）：159-165.［6］李长健，朱汉明，胡纯，等.论我国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建立与完善［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09，25（3）：38-41.［7］李增元.协同治理及其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应用［J］.学习与实践，2013（12）：98-106.［8］林洁.新型城镇化视阈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4.（编辑：季 鑫）对用工的最新要求， 开展对贫困人口的专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贫困人口的技能水平、思想素养，解决因农村闭塞环境导致的思想问题 [10] 。建立以职业技能、眼界认知双重扩展的培训模式， 辅以经济帮扶手段，更好地激发贫困户致富脱贫的主观意愿，为其勤劳致富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4 结束语乡村振兴战略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的建立应当着眼未来，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并以监测预警机制、返贫帮扶机制、就业发展脱贫机制、基础设施保障机制为依托，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振兴。参考文献：［1］张洁慧.乡村振兴战略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的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 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J］.科技视界，2020（9）：197-199.［2］郭琳，张艳荣.巩固贫困地区脱贫质量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 以河北 W 县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0，36（6）：606-610.［3］赵先立.决胜攻坚固脱贫，有机衔接促振兴［J］.甘肃金融，2020（5）：3.［4］胡东生.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初探—— — 基于三明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调查［J］.福建金融，2019（12）：75-78.［5］徐晓军，张楠楠.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对接：逻辑转换与实践路径［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7（6）：101-108.［6］贵霞.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助力脱贫攻坚［J］.科技风，2020（14）：235.［7］程撼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路...
篇二：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２１年 ７月第 ３８卷第 ４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Ｍｉｎｚ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４Ｊｕｌｙ２０２１【作者简介】肖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１８ＹＪＣ７１００９９）阶段性成果。① 黄海：《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及其本土化分析进路———作为方法的社会越轨群体研究》，载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 ６期。② 习近平：《把稳方向突出实效全力攻坚 坚定不移推动落实重大改革举措》，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２０日。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彭真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 ７７页。④ 柴彦威：《中国城市的单位透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０２页。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肖 平 １ ，周明星 ２（１．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２．西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摘 要：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然变化，如社会大流动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变迁、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嬗变、乡村社会秩序转变为 “礼”“法”相容的共存图式等。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如乡村社会共享价值断裂导致的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引起的社会治理参与困境，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现有治理方式在驱动乡村社会内源性发展上的乏力等。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可以从开展流动性治理，延展乡村社会治理空间；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凝聚乡村社会共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弥补精英治理缺陷；“外部推引”与 “内源激活”结合，重构乡村振兴动力等方面着手。关键词：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共建共治共享【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６７Ｘ（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８ “任何社会秩序的维系，都离不开社会治理”① 。乡村是国家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场域，乡村社会的安定和谐和稳健发展依赖于良好的乡村社会治理。乡村社会治理既是我国整体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重点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建立健全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② 这足以彰显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地位。进入新时代，着眼于当下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现实，直面乡村社会治理困局，创新乡村社会治理路径，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满足乡村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基础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因素正在迅速改变着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业态，与此同时，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也在不断调整与变革，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基础已然发生变化。如社会流动频繁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变迁，现代信息技术损蚀冲洗引起的乡村礼俗秩序消解，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嬗变等。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新变化是科学评判乡村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依据，也是实现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起点。（一）社会流动频繁背景下乡村人口结构的变迁与以往的 “流动性很小、一切都比较凝固的乡村不同”③ ，现代乡村社会已经成为 “开放的、流动的社会空间”④ 。改革开放后，户籍制的松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取高额报酬和改善生活条件提供了机遇。在乡村贫穷落后的推力和城市美好生活的引力作用下，大量农村人口做出了向城市流动的理性选择，这也促成了“民工潮”的形成，直到当下， “孔雀东南飞”现象仍然保持着上升态势。人口的大量外流对乡村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进行了重塑，这就必然要求在社会治理方面做出相应调整。特别是大量青壮年人口外流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失衡，空巢社会的来临，是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乡村大流动对乡村社会及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９ ９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21.04.016网络首发时间：2021-07-12 16:01:17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53.1191.C.20210712.1153.032.html
一是乡村人口结构失衡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挑战。随着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部分媒体甚至学界出现了一些过于悲观的论调，如乡村社会解体、乡村社会 “原子化”等。这些观点，有的存在肆意炒作、借题发挥的图谋，有的是依据个别经验事实判断，存在以偏概全的嫌疑。这些观点都只片面注意到乡村表面的 “萧条”，没有注意到村民正在通过勤劳和智慧改变生活现状。人口外流与乡村社会的衰落和终结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也不可否认人口外流确实给乡村社会提出了治理难题，主要存在于：本该安享天伦之乐的空巢老人被迫进入生产领域，肩负起本该子女承担的农业生产与照料婴孩义务，其劳力负荷加重；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引导和监管，导致家庭教育缺位；老人和小孩由于缺乏陪伴而造成情感需要缺失，甚至产生孤独和扭曲心理；留守的老、幼、孕、残等群体，因身体及年龄等因素，无力防范和应对治安乱象等。二是村民 “流出”与 “虚假回归”并存现象增加了治理目标和治理对象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过着城乡摇摆的 “两栖人”生活。他们绝大多数人在用工旺季 “背井离乡”，流出进入城市，但由于受到叶落归根传统文化基因的牵引以及城市对于农民工制度性排斥的影响，他们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也未能彻底 “被现代化”。在用工淡季或节假日，基于利益计算或情感“在场”宣示，又呈现出季节性返乡的 “虚假回归”现象。“流出”与 “回流”增加了治理目标和对象的不确定性，是否将其纳入乡村社会治理范围以及如何将其纳入乡村社会治理范围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三是人口流动造成的就业的不稳定性增加了乡村发展的不确定预期。流出的务工人员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技术限制以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等因素，难以在城市获得持续稳定的就业机会，也难以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存在流出但融不进的困境。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既不擅长农业生产，也无法胜任高技术含量的复杂劳动，乡村发展的未来预期更加不确定，这是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述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但其并非 “顽疾”，通过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是可以被控制和解决的，正视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是实现治理变革的基础。（二）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的嬗变自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现代化建设目标，以如何处理城乡和工农关系为线索，我国进行了以下探索。第一阶段是现代化起步阶段，为尽快建立工业体系，国家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制度等向农业农村汲取资源。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在工业得到发展前提下，现代化任务转为城镇化，农业农村的资金、劳动力等发展要素快速流向城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利于乡村的发展。第三阶段是接近现代化目标实现的阶段， “三农”问题受到高度重视，现代化核心任务是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展迎来契机。在此背景下，乡村社会关系，如国家与农业农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的 “管、征、批”转向现在的 “扶、帮、引”，①这些具有结构性和质变性的变化给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其一，国家与农村、农民的关系由过去的汲取型转变为现在的扶持型。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发展壮大，政治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根基发生变化，国家机器逐渐摆脱了对农业的依赖，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从农村汲取资源而维持运转，国家与农村、农业、农民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通过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向农业农村反向进行资金、技术等资源注入，使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得到明显改观。虽然目前城乡差距依旧较大，但大部分乡村群众从国家的利好政策中获得了较大程度的相对的满足感，国家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已经转变。其二，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的管理型转变为现在的服务型。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 “社会治理”概念，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从过去的 “社会管理”到现在的 “社会治理”一方面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组织发展空间释— ０ ０ １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８卷① 黄建红：《三维框架：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载 《行政论坛》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
放，要求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的体现。此后，社会治理便进入公众视野和实践领域。在乡村，干部的职能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由过去的管理群众、维护治安转向完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干群关系发生变化。虽然干群矛盾没有根本消除，但显然已不是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三）“礼”与 “法”相容的乡村社会秩序图式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实现乡村社会治理变革必须正视当下乡村社会秩序由传统的礼治秩序变为礼法共治秩序的现实。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一种礼治秩序，这与其以礼治为主的治理机制密不可分。①马克思·韦伯曾在总结拥有先进文明和生产力的中国为何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的原因时，将其归因于 “中国政治制度拘泥于传统心态而固化不变”，在 “传统主义”笼罩下，无法释放如近代西方一样的 “理性化”权力。②尽管这种以西方 “理性主义”为标杆研究中国的范式有待商榷，但他对中国 “传统”的把握却很到位。“传统”构成了国人生活的立基，而在“传统”立基上构建秩序的是 “礼”，即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作为行为规范， “礼”与 “法”无异。但其维持力量却不相同，“法”需要靠国家强制力维持，而 “礼”则根植于国家意识形态土壤，维持该规范的是传统，是经教化 “主动服膺于传统的习惯”③ ，具备 “以道德约束力进行社会控制”“以无讼形式调解社会矛盾”，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于乡村社会进行治理等特点 ④ ，有 “无为胜有为”的效果。“礼治”与 “法治”所产生的社会形态也有所不同，“礼治”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特色，并不能在快速变迁的时代出现。随着我国社会形态快速变迁，法治秩序逐渐具备了生成土壤，社会逐渐向礼法共治转变。理解这种转变，必须深刻把握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１９５０年，党和国家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通过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不仅终结了具有剥削性质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行了 “耕者有其田”的新土地制度，而且进一步铲除了传统乡村社会中束缚农民的族权、绅权、夫权等，民主、平等法治观念深入人心。１９５３年，党和国家开展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改变了乡村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及生产经营体制，确立了集体所有制和经营体制，而且通过在乡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将组织体系延伸到村庄内部，向村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普及法治，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法治意识。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开始的乡村改革，都是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要求以法律调解社会矛盾和纠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完善，村民观念的改变，以法律调解矛盾和处理纠纷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当前，我国社会秩序已经呈现出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彼此渗透、相互补充的共存图式。这种社会秩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国家法律的力量已经渗透进乡村社会，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显性作用，村委会和村党组织等根据法理精神形成的新型乡村权威取代了传统的礼俗权威。在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中，既包括由执法、司法等组成的国家力量的治理，也包括由乡村内部自治力量，如村委会构成的村民自治。二是传统礼俗在维持乡村社会秩序中仍发挥作用。在乡村社会，村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传统聚村而居的形式，形成一种村落生活共同体，长期生活于此共同体中，也不可避免产生与法律一致或冲突的 “礼”（习惯），以维持社会秩序。二、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研判受人口大流动和社会治理思维滞后等多种因素影响，在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如社会共享价值的断裂引起的乡村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导致的社会治理参与减少，乡村精英流失引发的治理危机，以及现有社会治理方式不能有效驱动乡村社会内生发展动力等。（一）乡村社会共享价值的断裂使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精神断层传统乡村文化价值是维系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但在社会频繁流动背景下，“现代性的社会— １ ０ １ —第 ４期 肖 平，周明星：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①②③④陆益龙：《后乡土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 ２７７页。牟利成：《“中国问题”、现代性与法律的文化社会学解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２页。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北京：群言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 ５３～５５页。赵旭东，张洁：《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载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
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并 “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① 。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被现代城市文明深深吸引，即使没有流出的农村人也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或多或少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乡村传统文化价值逐渐式微。城市文明虽然对乡村传统文化价值构成了冲击，但并不能完全植根于乡村社会，乡村社会出现了多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叠加，甚至出现 “文化对冲...
篇三：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创新特色亮点工作汇报 0 10 篇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特色亮点工作汇报 （一）根据《中共**县委城乡基层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县2021年城乡基层治理工作考核细则>的通知>（*委基治办发〔2021〕6 号）文件要求，今年以来，**镇党委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基层组织体系、治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夯实基层基础，打造新时代基层治理新格局。现结合**镇工作开展情况，将全年特色亮点工作汇报如下：
一、主要做法 （一）坚持党建为魂，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夯实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桥头堡作用，通过定目标、强筋骨、亮品牌，不断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和完善了《**镇党委议事制度》《**镇“三重一大”事项议事规则》《**镇财务收支管理制度》《**镇机关干部考核办法》《村干部考核制度》《**镇基层党建全镇提升工作清单》等制度。印发了《**镇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责任分工方案》，建立**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 28 项法制建设重点任务、24 项德治建设重点任务和 58 项服务进村组重点任务。
二是构建治理体系。结合镇党委提出的“1355”基本发展思路，即“一个目标引领、三大典范支撑、五大抓手推动、五大建设保障”，科学构建我镇基层治理体制，积极开展基层治理“五大融合”，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基层治理体制改革路径。
三是
强化队伍建设。按要求更新高层次人才、**籍在外优秀人才、本土人才信息台账。召开**镇第二届乡贤能人茶话会，畅谈**镇发展前景，激发乡贤能人为家乡添砖加瓦的信心。动态储备优秀农民工入党积极分子和村后备干部 8 名。依托党史学习教育、“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党员接受党性洗礼和锤炼，组织召开“**讲坛”4 期，以开展“先锋领航•全域提升”基层党建攻坚行动为主要抓手，健全农民工“回引、培养、使用”机制，大力培养优秀农民工村干部 11 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在基层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四是抓好品牌创建。广泛开展“一村一特色”党建品牌创建活动，结合洪福村开展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工作，积极开展文明户、清洁家庭、卫生示范户、“身边的好人”评选活动，通过挖掘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提高村民素质，倡导乡村文明新风，并形成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
（二）坚持自治为基，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搭建乡镇多元治理平台，实现自治共治有机融合。
一 是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动员全镇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参与自治的模式，构建“受助—助人—互助”“奉献—回报—奉献”的党建服务新模式，撬动党员群众更多的志愿服务热情，储蓄爱心、传递善行。
二是搭建协商议事平台。针对群众反映的村道卫生差、畜禽养殖污染、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等问题，通过“实地协商”模式，现场看、现场议、现场定、现场改；对村民公约制定、公共服务设施改造等事关群众整体利益的事项，通过“党群议事会”，召集多方参与、集体解决。目前，先后解决了城乡垃圾统一运输处理
全覆盖；鹤梧村、治安村、**村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业园区“三散”治理等问题。
三是构建区域化党建格局。坚持和完善村级党建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吸纳发展优秀的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党组织兼职委员，共同讨论决定辖区内重大问题。目前，全镇 7 个村均已建立党组织，协调解决问题 30 余项。
（三）坚持法治为纲，强化基层治理保障。发挥法治护航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有序运行。
一是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搭建“**镇大调解指挥中心”，采用“互联网+大调解”的工作模式，运用“网格+调解”“政府+民间”“行业+专业”等矛盾纠纷多元排查调处手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需求。截至目前，共排查纠纷 18 件，化解办结案件 18 件，矛盾调处化解率达 100%。
二是持续推进“雪亮工程”建设。持续对全镇视频监控中心的数字化系统升级，加强了人脸识别、智能巡屏等信息化技术的升级改造，实现社会法治治理智能化。
三是稳步开展“四官服务进村组”。组建 3 支四官服务队，深入村组开展矛盾调解、法律咨询、普法宣传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解决在基层，筑牢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前沿阵地”。截至目前，共开展调解、法律咨询、普法宣传等 20 余次，化解诉前重大隐患 32 余件。
四是稳步实施“多网合一”优化行动。以治安村为试点，编制**镇网格员职责清单，明确网格员工作职责，健全网格员队伍准入和退出机制，科学划分我镇网格，推进“五联共建”，推动资源统一调配，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四）坚持德治为先，培树基层治理新风。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实现党史学习教育正心、道德教化润心、文化服务暖心。
一是开展党建创新提升活动。开展**镇党建创新提升活动，开展“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大家谈”活动，挖掘各行各业优秀共产党员，推出“道德榜样”5 名，让广大党员干部学有榜样、行有示范。
二是积极弘扬“德治”新风。利用宣传横幅、“秀美**”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多途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活动，开展理论宣讲活动 20 余场，受众 2000 余人。
三是不断提高文化服务能力。2021 年以来，共开展了“心系弱势群体、传递组织温暖”“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大树精神”等活动 3 场，参与群众 600 余人。
（五）坚持群众为本，彰显基层治理温度。坚持从服务切入，不断创新工作载体，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开展连心群众活动。创新开展以“领导干部下基层 破解难题担使命”为主要内容的党员连心群众活动，建立三级联系群众工作机制，促进党心民心交融。截至目前，全镇已有 200 余名党员结对联系群众 400 余名，解决问题 20 余件。
二、亮点工作 （一）坚持底线思维，做好“五防”工作 1.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好防汛减灾工作。一是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组织 125 名镇、村、组干部成立 7 个隐患排查组，对全镇21 个地灾点和 4 个山洪点进行全覆盖排查，及时排查整治隐患 2 处。
二是认真开展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推送防汛避灾知识 150 余条。汛期夜间、雨间防灾避险应急演练 99 场次。三是严格执行“三个避让”。今年，鹤梧村、沙坪村 3 个临时避险转移安置点共转移避险群众 3717 人次。
2. 坚持以人为本，常抓不懈，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组建 50 人半专业扑火队，成立镇级森林防火巡回宣讲队 7 个，村级森林防灭火宣传队 7 个；森林防火巡山护林 5 级“网格化”管理，层层管控，责任到人到点；实施群防群治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制，镇班子成员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户与户实行“十户联保”工作机制。
3.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严控，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一是人员摸排到位。建立网格员-组长-村干部-联村信息员-联村领导五级网格体系，每天及时报送摸排信息。近期开展入户敲门行动，截至目前，共摸排外来人员 1573 人，中高风险地区返汉人员 1 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的低风险地区返汉人员 149 人，境外人员 11 人。二是物资储备到位。建立专门的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室，现存储物资有：一次性医用口罩 3500 余个；防护服 36 套；84 消毒液 4 瓶；体温枪 8 个；喷雾器 3 个；洗手液 5 瓶；面罩 63 个；一次性手套 1600 个。三是宣传引导到位。印发**县疫情指挥部 8、9 号通告、雅安市疫情应急指挥部 10 号通告共 800 份，村村响播放 30 余次，户户张贴疫情防控明白卡。四是疫苗接种到位。截至目前，第一针接种数 6433 剂次，完成任务率 115.89%；，第二、三针应接数为 7959 剂次，第二、三针应
接未接数为 62 剂次，脱漏率为 0.78%。目前，正在开展加强针接种工作，截至 11 月 9 日，已通过微信群、短信和电话通知等方式对 119名符合接种条件的人员进行全覆盖通知。
4. 坚持关口前移，超前防范，做好重要时间节点重点人员管控工作。建立稳控台账，对全镇 23 名重点信访人员稳控。采取关口前移、重心下沉、超前防范的策略，“坐诊”改成“出诊”，变上访为下访。一方面依托村、组干部，形成镇、村、组相结合的三级防范和信息网络，使各类矛盾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理，努力消灭在萌芽。另一方面建立社情动态例会制度和重大情况报告制度，定期分析镇内的不安定因素和可能造成上访的因素，掌握信息，了解动态，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5. 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做好环境保护污染防治工作。持续推进“三散”治理、工业企业深度治理等，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一是严格落实园区企业排放出口监督报告责任人制度，实现废气、废水排放出口 24 小时不间断监督。二是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定时开展环境巡查，出动检查人员 120 余人次，检查 128 家次，下发整改通知55 份，拆除违规管道 230 余米，新接粪水还田管道 300 余米。整改违规养殖户 10 家，由生态环境局立案调查 3 家，在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实现零信访。三是开展好村庄清洁行动，持续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实现城乡垃圾统一运输处理全覆盖，有效提升了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三）高效服务，全力保障园区发展 1. 在建项目服务保障有力。组建工业园区工作办公室，全面做好**金炉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的改扩建项目，全力协调“6.30”边坡治理项目、**县嘉鑫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在建企业项目的用地，2021年共计完成企业落地建设征地 400 余亩。截至目前，已完成**金炉科技有限公司(二期)等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工作、万里工业园区“6.30”污水管网灾后重建升级改造项目 14km 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和万里工业园区影响区红线范围内实物调查工作。
2. 企地矛盾协调化解有效。采取措施遏制和防范化解比利弗项目用工工伤矛盾，督促园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森林防火、防汛减灾主体主责，规范企业安全生产行为，切实履行企业生产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积极协调处理园区工业企业发展需求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关系，确保园区企业正常生产。
3. 搬迁遗留问题有序推进。累计开展搬迁信访解释回复 70 余项。主动开展园区卫生防护距离红线范围内，胡守荣、李勇等 5 户问题化解，上门解释答疑 20 余次，全县范围选择安置地 5 次，宣讲政策 2次。完成园区国有土地非耕化处置，彻底切除未搬迁户占种、抢种利益关联。
（四）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1. 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已争取 15 万元农业补助资金，率先在洪福村、鹤梧村选择 3 个集中连片区域开展黄果柑高枝改良换头试点，试点改良品种为甘平、明日见等高糖低酸等优质品种，目前已纳入试点换头农户 68 户，改良试点面积 100 余亩。通过试点打造，带动周边农户积极开展柑橘产业品种改良和提质增效。
2.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五大振兴，找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产业支撑点，持续抓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做好脱贫攻坚成果“回头看”工作。全面完成 7 个村共 150 余户“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实施产业道路提升、人居环境改造等项目 50 个以上，完成黄果柑高接改良试点 200 余亩，以“壹玖捌”等 9 个村集体经济公司为引领、洪福商贸综合体项目为载体，全面吹响村集体经济发展冲锋号。现洪福村正在积极增创为全市乡村振兴工作示范村。
3.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2021 年全镇计划项目总计 7 个，现**镇坪安村 4 组通组路硬化工程、**镇洪福村公共厕所修建项目已完工；**镇沙坪村生产便道硬化项目、洪福村 1 组机耕道硬化项目、**镇洪福村人饮供水工程、**镇洪福村综合服务体项目、**镇坪安村 6 组路基工程改道加宽项目均在正常建设。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治理工作力量不足。目前我镇基层治理队伍仍然存在工作任务繁重，要承担计生、低保、民事纠纷调解、环保、创建等各项行政
性事务，且检查评比多、会议台账多、不合理证明多等，无法专业化、精细化地开展治理工作。
二是群众参与自治不够。目前，群众参与民主自治活力仍然不足，具体表现在参与群体单一，以老党员、离退休职工为主，年轻群体明显参与不足；参与渠道单一，多集中于村民的文体娱乐活动，对于涉及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协商议事等作用发挥有限。
三是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主要是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内容单一，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不高；服务场地面积较小、服务设施较落后、服务方式偏于传统。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2021 年，**镇将持续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实现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一是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将组织体系延伸至各村，引导驻镇单位与村党组织签订共建协议。
二是大力推进党员连心群众活动。2021 年，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建立健全。到 2022 年，包社联村常态长效。
三是深化拓展区域化党建。坚持和完善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民主科学决策、“三征三议三公开”工作法，积极吸纳发展优秀的驻镇单位党员、非公企业党支部书记、热心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区域党组织兼职委员，共同讨论决定辖区内重大问题，凝聚基层治理强大合力。2021 年，初步形成全区域统筹、各领域融合、多方面联动的基层党建新格局。
四是加强党组织书记队
伍建设。抓好党组织书记“选、育、管、用、储”5 个关键环节，建强“头雁”队伍，充实后备力量。目前，全镇 7 个村书记 55 岁以下6 个，占比 85.7%，大专以上学历 1 个，占比 14.28%。建立村书记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推动能上能下。
（二）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
篇四：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iddot;29·青年与社会 2019年11月下新时代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创新探索曹岩龙（沈阳建筑大学，辽宁 沈阳 110000）摘 要：党十九大报告之中明确的提出了要积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同时也对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但是，身处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工作也面临着全新的问题，所以文章也就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状进行了概述，然后基于此提出了具体的创新措施，希望能够更好地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关键词：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本身就是一项较为重要的工作，也是国家政权机关直接管理亦或者是与群众自治性组织有效结合在一起共同管理所管辖行政区域内基本公共事务的一项社会活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也是对社会生产以及农村群众社会生活造成直接影响的一项社会活动，可是就目前推进现状来看明显存在着一些问题。社会治理创新这时候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其能够有效打破传统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最大程度发挥出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以共同的价值观来有效维系社会结构稳定，真正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一、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状为了更好地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创新工作，笔者也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状进行了探究 ：（一）整体环境方面从这一方面来分析的话，现如今我国刚好处在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发展前景十分的光明，可是同样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因为在改革不断推进与深入的环境下，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各类社会矛盾也因此而不断加深，公共安全风险相较于之前而言有了明显的增多，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对象也因此而变得越发的复杂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促使社会治理面临着全新的课题，新型的违反犯罪现象开始涌现，传统违法犯罪手法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这也对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造成了影响。（二）区域形势方面在新时代背景之下，因为受大环境所影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也呈现出了类似的情形，社会矛盾开始变得越发的多样化，各种类型的隐患开始集中出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任务因此而变得越发的繁重。就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现状来看，其主要呈现出了以下几点问题 ：首先，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依法思维能力还是欠缺，在展开治理工作的时候，部分干部依法思维还不够强，经济、政治思维弦绷得很紧，法治思维弦相对较弱，部分法治方式都十分欠缺，没有严格按照相关法律体系办事 ；还有部分法治能力十分欠缺，出现了一些违背法律的现象。其次，现有的体制机制与共建、共享以及共治格局之间存在矛盾，其作为现如今基层社会有效治理新模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从具体基层治理现象来看，市场机制使用以及调动各方积极性之间的衔接还尚不够成熟，所以需要不断进行完善。最后，则体现在智能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基层专业人才匮乏这一点上，毕竟在高科技时代背景之下，基层社会有效治理人才要求也因此而不断提升。但是，从目前来看，明显还是缺少这一类的人才，这也抑制了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工作的实施。二、新时代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创新措施上述分析中我们了解到新时代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现状，而要想真正做好这一项工作，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进行创新：（一）构建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十九大报告之中就明确的提出要对社会治理体制进行完善，尽可能提高社会治理法制化、社会化、专业化以及智能化等水平，这也是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面临着的新要求。所以要想实现新时代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创新这一目的，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积极构建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体而言，首先，需要落实党委政府的领导责任，真正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也纳入到工作议题之中，各个乡镇、区单位最好是承接相应的办事、领导机构，这样就能为这一工作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要对相关部门的责任进行严格落实，强化目标管理责任制，真正将综合责任制落实情况有效的纳入到党政领导班子以及领导干部年度述职报告工作之中，同时结合实际来构建出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以此来对这一项工作进行量化评价，从而促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有序推进。再次，还需要不断强化社会组织的协调责任，不断完善内部机构以及自我管理组织，以此来有效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来承担起社会责任，这样就能将其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最后，还需要在治理过程中尽可能调动起基层群众的参与度，通过对群众参与社会治理途径进行创新与拓展，来更好地落实这一项工作。例如，可以积极开展人民调解工作亦或者是对群众各种利益纠纷进行化解与处理等等，这样就能真正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二）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完善新时代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工作的时候，还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完善，积极构建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十九大报告之中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这一发展战略，并且要求做好农村基层基础工作以及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以此来推动社会治理中心逐渐向基层开始下移，从而真正有效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解之间的良好互动。而要想做好这一项工作，首先一定要加强自治，积极开展“十星文明户”、 “五星乡村”等创建活动，同时将“一约四会”制度有效的落实下去，这样就能真正让文明之花开遍整个家庭。其次，需要注重法治建设，即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大力推进普法工作，尤其是在农村基层社会群体之中一定要做好法律服务体系普及工作，这样就能及时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同时有效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最后，还需要强化德治工作，即在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过程中，要积极展开群众道德工程建设、诚信建设，以此来有效提高群众自律意识，让其能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正确把握，从而有效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三）让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变得更加系统化·30·青年与社会 2019年11月下新时代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工作的时候，还需要坚持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以及源头治理等多方面的有效整合，以此来让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因此而变得更加的系统化，从而有效提升工作治理。首先，系统治理就是指治理主体在工作中要改变传统治理理念，明确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及其相互关系，在发挥出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将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村民自治等作用也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才能有效实现治理。其次，依法治理则是要求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尽可能调动基层综合治理力量，扎实的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治理方式则可以从之前的管控规则及时的转向为法治保障，这样就能真正有效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综合治理则是要求在治理过程中做好社区治理工作，真正将农村社会治理中心普及到基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居民自治以及社会调解等多方面的良性互动，从而有效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最后，源头治理则是指在治理过程中要从后置及时的转移到源头治理，对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加强重视，积极探索出全新的治理方式，如对留守老人儿童、辍学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可以定期进行走访，以此来对其进行心理咨询与引导，从而真正有效提高其自身防护能力，落实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三、结语综上所述，自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乡镇振兴这一发展战略，并且要求要积极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工作，真正做好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从而打造出共享、共建以及共治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而为了能够形成有效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秩序，本文也提出了具体的创新措施，希望以此来有效推进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更好地落实党十九大号召。参考文献[1] 张义祯.新时代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创新探索——福建省大田县住村特派员制度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No.457(5):95-102.[2] 佚名.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研究——以石家庄市栾城区为例[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9,21(1):46-48.[3] 佚名.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容呈现、经验总结与优化路径——以遵义凤冈县为例[C]// 以人民为中心——凤冈县“四直为民”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2017.[4] 苏惠芳.创新社会治理的基层实践[J].西部大开发,2014(11):83-85.基金项目：2018年度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课题名称：推进沈阳农村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路径措施研究，审批单位：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领导小组，课题编号：18067Q。作者简介：曹岩龙（1988- ），男，辽宁沈阳人，讲师，沈阳建筑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办高职院校团学干部的培养与管理探析——以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为例甄伟文（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925）摘 要：高校团学干部队伍作为高校学生群体当中的中坚力量，是学校开展学生工作的重要载体，肩负着服务在校师生、传播正能量、引领新文明、建设和谐校园的重任，在学校与学生之间起着桥梁纽带作用。民办高职院校较本科院校而言学制更短、学生文化水平偏低、学生综合素质不高，这导致了民办高职院校团学工作存在很大的被动性。文章以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为例，针对民办高职院校在团学干部培养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建议和措施，助力民办高职院校更好地对团学干部进行培养和管理，提升团学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学校的高速发展。关键词：民办高职院校；团学干部；培养；管理一、民办高职院校团学干部培养与管理的现状分析（一）社会大环境方面随着高校招生形式的改革、高校扩招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民办高职院校的招生形式越来越严峻，很多民办高职院校为了提高新生的报到率，加大自主招生和学业水平考试的招生人数比例。因为自主招生和学业水平考试这两种招生形式门槛较低，考试题目简单，通过率较高，所以导致生源质量逐年下降，这也就直接影响了团学干部的质量，导致团学工作水平滞后不前。据悉，近年来，民办高校团学组织新生干事报名人数逐渐减少，综合素质、工作能力和工作积极性越来越差。（二）学校方面据了解，目前大多数民办高职院校在团学干部的培养和管理中存在以下问题 ：（1）团学干部选拔机制、管理机制、培养机制等不完善，导致干部的质量不高、能力不足、积极性不高 ；（2）团学干部很多时候是被用于充当校内甚至校外各种活动讲座的观众，协助学校各个部门进行活动的举办布场等，没有发挥团学干部真正作用 ； （3）指导老师配套不足，学校团委的专职团干人数配备不足，二级院系团委专职团干人数配备更是不够，基本上只有一个指导老师担任书记，也就是说一个书记带领二级学院的所有组织，包括团委、学生会等，这样工作量很大，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4）指导老师经验不足、能力不够、水平不高、流动性大等。（三）团学干部的特性方面经调查，民办高职院校团学干部具有以下几大普遍特性 ：（1）因为招生形式的变化，团学干部中大部分是通过自主招生和学业水平考试录取的学生，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不高，学习能力较差，自主学习能力偏低，很多干部因为团学工作的繁琐影响学习，导致期末挂科 ；（2）政治理论水平偏低，
篇五：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村五治融合创新基层治理 实施方案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精神，积极建设平安和谐幸福新村，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努力打造“政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融合的文明村，结合本村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为重点，推动形成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保障支持、基层民主自治、社会组织协同、群众积极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格局。大力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提升基层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服务管理水平，努力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文明法治、基层和谐稳定。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组织的领导。乡村治理要坚持党组织的领导，使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在农村工作中得到体现，从而确保乡村治理建设和管理的各项工作能落到实处。
（二）坚持以人为本。立足本地实际，尊重群众的选择，从群众需求出发，坚持以人为本，以服务为重点，面向全体
群众，从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入手，为群众排忧解难，搞好各项便民服务，使群众安居乐业。
（三）坚持民主自治。通过村民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实现民主自治，使农村的综合社会功能不断得到强化，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进而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水平。
（四）务实推进注重实效。从本村实际出发，着眼长远科学统筹，有序推进，务求实效，积极探索适合本村情况的方法、途径，努力解决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总结新经验、新成果。
（五）创新引领示范带动。准确把握基层社会治理总体要求，学习借鉴其他乡村治理的经验和做法，破除制约乡村社会治理的认识误区，树立良好口碑形成多方支持、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
三、工作目标 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更加完善，职能定位更加清晰，民主管理更加规范，服务保障更加到位，治安状况更加安定，稳定形势更加巩固为总体目标，实现零发案、零犯罪、零事故、矛盾零上交，打造乡村社会治理示范村，引领带动全村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整体提高。
四、工作措施 （一）以政治建设统领全局。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规范做好“三会一课”和“四议两公开”，加强支部建设，不断增强支部战斗力和凝聚力。同时加强党对群团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建带群建促治理机制，推动群团组织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实践，发挥群团组织群众基础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凝聚群众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一是筑牢党群服务中心治理阵地。推动治理和服务关口全线前移，把党群服务中心建成政务、法律、调解、社会、文体等各类为民服务资源的“集结地”；建立“1+1+N”治理网格。“1”是党支部，“1”是村干部，“N”是党员、村民代表等。支部书记为网格长，负责按照上级要求，合理部署，将本村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村干部负责村集体日常工作落实，信息收集和分类整理以及宣传工作；党员负责向群众正确宣传村党支部的目标举措，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困难；村民代表负责所包农户的信息收集，代表村民提出意见建议。
二是用好“五字工作法”。为了提高村两委、党员、村民代表这三支队伍的治理能力，党支部采用“五字工作法”—“访、定、选、联、帮”。“访”是遍访、细访，每名村民代表分包 10 至 15 户，坚持每月走访 1-2 次，去群众中访出问题、访出矛盾、访出意见；“定”是针对解决访出的问题、矛盾、意见，由村两委会商议，定方案、定责任、定目标；
“选”是选人去执行定出的方案、目标和责任，选的人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可以是战友、同学、朋友等；“联”是党支部联系“两委”干部，“两委干部”联系党员、村民代表，党员、村民代表联系群众，是一种全覆盖的网格化的治理模式；“帮”是党员要帮助解决访出的问题、矛盾、困难，口号是“有困难找党员、要服务找支部”。
以科学的管理，通畅的渠道，规范的制度，明确职能，责任到人，落实落细，发挥了及时发现问题、快速解决问题的优势，提高治理水平和效能。
（二）以法治建设规范秩序。依法治村，让村规民约规范化、特色化，注重依法治理，发挥“法治”核心作用，以法治思维提升服务办事能力。
一是加强法治队伍建设。重点培育一批以村两委班子成员、网格员、村民小组长等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充分发挥“法治带头人”带头人学法用法意识。
二是加强普法宣传。以支部主题党日、村民代表大会、院场会等载体常态化开展法律知识讲解、法律咨询等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宣传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赡养继承、交通安全、劳动保障、民事纠纷调解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三是组建法治宣传队。选取 3-5 名有公信力和威望的老党员、老村干组成，以党员群众活动中心为阵地，佩戴“红袖标”，参与本辖区的法治宣传、法治教育帮扶等工作。
（三）以德治建设抓源治本。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爱心超市”积分制为抓手，推进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通过德治建设，提高群众的道德修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通过深入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妇女模范”等评选活动，家风家训挂牌活动，每户建立户诚信档案，促进群众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树立良好乡风文明，不断完善社会文明诚信体系建设，倡导文明新风尚，弘扬崇德向善，实现德治扬正气的和谐新新农村。
（四）以自治建设激发活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参与的自治模式。
一是加强红白理事会建设。成立以支部书记为会长，老党员、退休村干、村民代表、小组长、有名望人士为成员的红白理事会。明确组织形式、工作范围、操办事务等，制定统一规范的红白事宜办理流程，明确理事会掌握信息、主动介入、调表备案、事主确认签字等路径。
二是 建 立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主任由村支部书记兼任，副主任由治保主任兼任，成员由网格员、老干、小组长、老党员构成。设立矛盾纠纷调解室、专职调解员和信息员，有标牌标识，有配套的上墙制度，有规范的调解文书和工作台帐。注重发挥村规民约、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切实解决因土地征用、婚姻家庭、邻里矛盾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立四级调解机制，一级调解
由调解员入户调解，二级调解由治保主任带领委员会成员入户调解，三级调解由支部书记召集当事人双方在村调解室进行调解，四级调解由镇综治办、司法所、驻村国干到村主持调解。真正做到矛盾不激化、问题不上交，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纠纷无后患的和谐美丽平安村。
四是 建设一支群防群治队伍，同时整合群团组织、乡贤人士、社会专业力量等社会资源，充分发动社会力量，积极主动参与治安巡逻、防火灭火、抗震救灾、平安宣传、交通疏导、环境整治等社会治理服务。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做到人人都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五）以智治建设增强动能。整合发挥各类物防和技防作用，将全村编织成一张多功能的安全网。全力抓好“雪亮工程”建设，在村主干道、重点部位实现视频监控无盲区，打造一张无漏洞社会治安防控“天网”。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实际，明确建设目标，制定工作计划，层层分解建设指标，定时、定人、定事抓好落实，有重点地开展工作。
（二）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宣传教育。要广泛宣传开展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积极动员广大群众支持和参与活动；广泛宣传社会基层治理的内容，在全村上下形成家喻户
晓、人人参与的局面，营造良好的氛围，推进活动深入开展。
（三）严格标准，稳步推进。社会基层治理活动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坚持标准、严格要求,村领导小组将根据建设的完成情况，定时对活动进行检查和推进，推动乡村治理活动健康有序发展。
篇六：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书评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李 玲（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 教研室，北京 １０２６００）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日益完善，社会发展的关注点逐渐向乡村地区转移，其中农民、农村及农业问题与国家发展、社会建设、人民生计都息息相关，乡村振兴发展是目前我国社会发展建设的重要构成之一，有效践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对国家全面复兴与繁荣富强能够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在社会治理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农村空心化、优秀人才流失、地方政府机关治理水平低等现象将对乡村振兴发展造成严重阻碍，不利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有效落实和全面开展，所以要想大力推动乡村发展，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社会治理工作、改善农村社会环境现状，为乡村振兴发展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
本文将结合由曾文著，光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出版发行的《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研究》一书，对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内容展开深入研究，进一步分析农村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并探索新时期下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由此助力我国乡村振兴以及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研究》是一部重点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社会学优质图书，共六章。
全书主要基于“农村社会治理是什么？”“为什么要开展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哪些领域适合开展农村社会治理？”等几大问题进行展开，具体内容包括：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基本概述、内容体系、现实形成基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联系、实践领域、现实价值等等。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主要从理论内容与实践发展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集全面性和创新性于一体，是了解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和学习农村社会治理有效举措不可多得的优秀参考读本，适合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或“三农”问题研究工作者阅读使用。一、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简要概述社会治理指的是国家机关、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及个人等多种主体形式，以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友好沟通等方式对社会组织、事务及生活方面进行依法引导和规范管理的一系列过程。
基于运行意义来看，社会治理的根本内涵是切实开展治理社会的相关工作，也是在特定的治理体系内对社会实施一系列有效管理措施，其中涉及到治理理念、制度、方法和举措等多方面内容。
农村社会治理本质就是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治理工作，属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构成之一，与城市社会治理相较而言，农村地区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维系基本的社会秩序，通过提高农村地区社会活力、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环境，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发展，进而能够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下实现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农村经济有效增长，促使农民生活水平得以快速提高。
由此可见，积极开展农村地区社会治理工作既是现代化农村建设发展的直观体现，也是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二、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相关问题第一，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不高。
村委会是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管理、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的地方政府机构，其中相关工作人员长期以来都是由当地村民选举担任，这类村委干部大多存在文化素养较低、思想观念传统、缺乏创新发展精神和专业化管理技能等问题，难以全面实施农村社会治理的一系列举措，以至于村委组织无法切实发挥农村社会治理作用，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开展。第二，农村优质人才流失严重。
在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化发展良好和现代化教育政策的影响下，一部分农村青年选择通过升学考试这一途径从农村走向城市，另一部分则选择进城务工以提高家庭经济收入，这就导致农村地区缺乏有效劳动力、空心化现象严重，既不利于农村社会治理工作的全面落实，极大地阻碍了乡村振兴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村地区的衰落，最终形成长期缓慢发展的恶性循环。第三，缺少规范社会治理体系。
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的主要采取当地村民自治这一基本形式，但是由于缺乏规范、系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农村基层管理工作很多时候不会受到严格约束，可能会受传统观念、亲属关系以及工作人员个人思想素质等非客观因素的影响，从而易于造成农村社会治理工作缺乏平等性、全面性和实效性，难以对乡村振兴发展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三、农村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策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构建规范社会治理体系。
基层政府机关是开展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组织，农村地区应该组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优秀干部队伍，强化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同时提高党员干部的群众号召力及其社会服务意识，以满足农村地区社会治理工作的思想需求。
另外，农村地区还应当构建规范、系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切实遵循公平公正基本原则对地方村民自治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从而保障社会治理工作举措都能够得到有效落实，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改变传统思想理念，引进现代优秀人才力量。
国家应该在农村地区大力加强社会治理宣传与教育工作，帮助地方村民转变传统、固化的思想理念，逐渐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思想格局，并掌握一定的社会治理实践技能，以便农村社会治理工作能够全面开展。
与此同时，农村地区还可以通过提高基层薪资待遇、放宽乡村干部招收条件、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方式，吸引到大量的优秀人才并使其投身于农村社会治理和发展建设的工作中去，促进农村地区实现快速发展。作者简介：李玲，女，河南淮滨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
篇七：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19年第5期 105论坛·公共管理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其实质就是对乡村自然资源及报括乡村习俗、政治、经济制度、公共社会财富和服务的分配和处置。其目标是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经济运转高效、社会和谐、生态良性发展的目标。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最关键、最基层，也是最难的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好坏，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如何在新时代推进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实施全面振兴乡村战略有着重要意义。一、建国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历史演变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由夺取全国政权过渡到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加强社会管理的上来。其中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和前进。第一阶段（1958-90年代中期）实行村级“政社合一”。我国在1958年开始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即公社将生产与社会管理统一掌握到政府组织手中。无论耕地荒地、农具农机、种子肥料，还是瓜果、蔬菜、粮食等一切归于集体所有。既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对乡村社会成员统一集中劳动和管理。.1964年之后，这种村级“政社合一”的管理权限逐步下放到生产队。从此以后一直长时间延续和执行这管理体制，只是具体形式在各地有所差别。1980年代中国农村率先拉开改革的序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责任制，土地产权和使用权分离，土地等生产资料及财物进行重新配置，但在各地又有所不同，农户对土地等财产的权、责、利的权限划分比较模糊。村级“政社合一”的体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覆盖广，基本上包括绝大部分甚至全体社会成员；二是三级相连（政府、村委、村民）连接；三是村委包揽责任，即俗称“谁家的孩子谁管”，几乎所有的社会管理事务都有所在的行政村村委负责处理；四是对资源再分配处置权存在自上而下的等级，等级越高对资源分配处置权就越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这种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效用，是乡村社会治理得到维系的原因。这一管理体制化解和抵消了组织外的社会冲突和干扰，乡村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并正常运转，正是得益于这种体制得存在。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90年代中叶以后，我国乡村发生了两个社会现象的变化。一是农村人口的流动出现，离家进城的人数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0年10年间，全国自然村由363万个减至271万个，有90多万个自然村销声匿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荒芜村、无人村。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乡村社会治理能力下降、经济意识增强、社会治理环境发生变化。现在的乡村基层治理不再是对封闭的加强和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季存华中共菏泽市牡丹区委党校，山东
菏泽
274000摘 要：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最关键、最基层，也是最难的基层治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境。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需加强和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新举措，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关键词：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作者简介：季存华（1970- ），男，山东郓城人，高级讲师，主要从事党校的教学与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万方数据
2019年第5期 106论坛·公共管理固定人群的治理，而是对不断变化的、流动的、差异的社会治理。村民对个人事务的处理不再单一的依靠村委解决，对法院、妇联、仲裁机构等社会组织有更多的选择性。同时社会资源的配置大多进入市场，由市场分配调节。因此乡村社会成员对基层政府的依赖性降低，社会治理职能退化。二、困扰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近年来，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效果不好，甚至有的地方问题频发，表现为：基层社会政治情绪化，群体事件不断，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对社会舆情把控不准，黑恶势力有所蔓延抬头。（一）基层治理主体虚置，人民群众缺位社会治理谁是主体谁是客体、谁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人民不能也不应缺席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广大村民应该在社会治理中唱主角，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现实生活中，在社会基层治理中政府往往被治理主体的位置上，承担了过多工作。把民众当作治理的客体和“物”化的对象。替民做主，造成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在场”，甚至成为“看客”的尴尬场面。在治理过程中导致个别基层政府过度关心政绩和形象工程。有的甚至损害了群众利益。正因如此，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指出和强调，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二）基层治理的价值取向出现一定偏差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上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部分基层政府认为社会治理就是“治理社会”，“治理社会”就是力求社会稳定。维护稳定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有的基层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严防死守。有些基层制定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三不”操作原则，导致许多问题与矛盾被强制性地压缩在村镇而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当一些问题和矛盾长时间得不到妥善解决，民众得情绪得不到释放。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因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与矛盾积累到临界点而爆发的。这种治理理念是典型得传统管理理念和价值取向。不仅不能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反而会破坏基层社会治理秩序，出现南辕北辙得治理效果。（三）部分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作用“弱化”“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把党建设好，把国家治理好发展好，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经验、广泛的影响，也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照样会毁于一旦。”从总体上看，我国大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都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有所“弱化”，具体表现为：某些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被靠边站，不再被认为是社会治理得主心骨，失去核心地位和领导权。某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组织力不强，对人民群众没有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某些党员干部自身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在群众需要党组织解决问题得时候优柔寡断，不具有共产党员的担当精神和服务于人民的意识，导致基层党组织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和核心地位下降。不断树立基层党组织应有的政治权威，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四）社会基层黑恶势力有所抬头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农村黑恶势力滋长蔓延有所抬头。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农村社会的治理环境发生了变化加；国家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缺失，管理松散和缺位；真正的农村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离家进城，留守人员大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从而导致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治能力长期得不到有效培养”“党在基层力量的退化或退场必然有其他力量补场或进场”。一些所谓的乡村“能人”趁虚而入，渗透和介入基层社会治理。而留守在农村的老少妇儿显然处于弱势群体的处境，为乡村黑恶势力的蔓延抬头提供了发展环境。同时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高、党性不强、滥用职权、贪污腐败，成为农村黑恶势力滋长蔓延的保护伞。（五）不能很好的把握社会舆情众所周知，我国已迈向全面网络化的大数据时代。农村网络的普及成为群众表达看法、排泄不满情绪，反映社会问题的主渠道。虽然社会万方数据
2019年第5期 107论坛·公共管理网络舆情表面上是反映和传播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但往往一些关于政治、经济、民生、治安和腐败问题都有可能成为舆情的导火索并能够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的热点。如果对社会舆情不能够及时疏导处理和把控，就有可能演变成群体突发事件，产生一些方面效应甚至引起社会混乱。三、加强和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新举措社会治理主要指基层社会治理。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意味着基层治理实践由地方性实践探索上升为国家层面得认同。（一）以创造美好生活为治理目标现代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留的住“乡愁”的理念，振兴乡村，把乡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这就意味着现代乡村的治理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群众身边的困难问题着眼，从与老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项目做起，以群众得实惠、增进民生幸福为出发点，把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与满足居民群众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问题的过程变成尊重民意、化解民忧、维护民利的过程。旨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二）以党建引领为治理前提坚持和完善党对乡村基层治理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乡村工作的具体贯彻。始终把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领导权，加强党引领做为乡村善治的一条红线。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培训，增强服务群众、清正廉洁、敢于担当，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意识和政治自觉。使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成为群众的领头羊和主心骨，对群众形成感召力和凝聚力，充分发挥其领导和核心作用。（三）加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自治增活力、法制强保障、德治扬正气，自治以其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而凝聚共识，实施共治；法治以其规则刚性、程序透明、准则有效而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德治以其核心价值、公序良俗、社会贤达而弘扬正气、引领风尚” [1] 。自治是法治与德治的基础，法治是自治与德治的边界和保障，德治是较高追求，德治以自治与法治为基石，并对自治与法治形成有力补充。
自治、法治、德治都是乡村社会治理基本关键路径。“三治融合”不是三条路径的平行也不是简单相加。关键在一个“融”字。“融”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产生的效果不是“和数结果”而应具有“乘数效应”，是倍数的增加。“三治”有优先次序，但更要同时发力、交织前进，才能发挥“三治”结合的“乘数效应”。这要求在“三治”建设中要统筹兼顾，通盘设计。同时，社会力量成长是“三治”结合的“点睛之笔”，要充分吸纳社会力量有序参与，使整个基层社会治理迸发活力。如此，才能实现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结合，甚至走向它的高级阶段“三治融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四）坚持人民群众参与为关键加强基层治理主体多元化建设同时，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突出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群众的无穷的创造精神和活力。让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其智慧和力量。才能使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走向良治和善治。没有群众的参与，自治形同虚设；没有群众的遵从，法治举步维艰；没有群众的自觉，德治难有成效。
参考文献：[1]郁建兴,任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自治、法治与德治及其结合[J].学术月刊,2018,(12).（编辑：魏
翔）万方数据
篇八：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社科Human Resources & Social Sciences244
︱才智·Ability And Wisdom ︱ 2019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总书记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为我们搞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现状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农村基层党委政府只有用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指导，才能找到科学对策，妥善解决。一、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伟大思想引领时代发展。新时代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必须在解决好以下问题上下功夫。（一）部分基层组织建设质量不高 基层组织建设质量不高是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首要问题。一是村级组织班子构成人员的优质来源枯竭。有知识的青年都考入高等学校融入城市生活。有头脑有能力的青年都远走他乡，到发达地区创业谋生，北方农村留下的是考不上大学的青年群体，南方农村留下的多为老人和孩子。二是村级组织换届家族影响和多形式的不适当活动甚至贿选比较普遍，导致选上的干部先天不足，或代表利益集团，或缺乏大局意识，难以形成合力。三是其他组织功能弱化。如共青团组织、妇女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更是在村级难觅踪影。四是个别村干部思想政策水平低，学习能力弱，工作作风不实，要求自己不严，私心严重，甚至动机不纯。（二）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惠农政策，大多都是直接惠及农民一家一户的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壮大，缺少政策性支持。同时由于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观念和素质能力原因，村级经济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据天津市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村级集体年收入不足 20 万元的达 952 个，约占村级总数的 31,7%。由于集体经济薄弱导致部分农村村庄建设、产业发展、水利、教育、卫生、交通等公共服务不到位，农民致富各寻门路。很多村出现管不住人、管不了事，引导不了思想的状况，村级组织作用难以发挥。村级社会秩序安全稳定难以保证。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出现利益冲突。（三）农村上访数量居高不下农村上访不论何种原因造成，长期居高不下，说明我们的农村治理能力还不强，治理方法还缺乏根本性。就我区来看，农村信访占年信访量的 20%。信访内容具有阶段性特征，农村基层组织换届期间和换届后一段时间，信访以反映村级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和廉洁问题为主。一般情况下则主要以对生产事故、占用土地、环境污染等造成损失给与赔偿的内容为主。综合看农村上访问题，中国农村农民的特质，决定了如果不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村上访必定愈演愈烈。（四）农村社会治安隐患增多当前农村社会的治安现状：整体是稳定的，但隐患却潜滋暗长。一是暴力冲突有所增加。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农民在固定的几亩地上解决温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实现更好生活质量和愿望，他们就无法淡定了，自己却都没有能力，往往因生产生活中的小事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为刑事案件发生埋下隐患。二是邪恶势力有所抬头。乡村恶霸横行乡里，非法宗教活动走村串户，发展信徒活动频繁。三是黄赌毒等迅速蔓延。当今农村，农民在土地上劳作的时间越来越少，农闲时间越来越充裕，电视节目已不能满足文化需求，黄赌毒趁虚而入，淫秽物品向农村倾泻泛滥。最为突出的是赌博风气日盛，很容易诱发盗窃、抢劫、杀人等犯罪行为，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二、新时代创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对策建议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要有新方法、取得新成效，就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方向和要求，从关键入手，夯实基础，抓住根本，强化全方位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一）抓住关键，建强村级组织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小社会，建设现代化新农村需要建设强有力的村级组织，尤其要有一个坚强的党组织来领导。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关键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重点是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近年来，静海区把村级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贯穿于农村工作议事、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 , 引导群众参与决策社会治理，以点带面推进全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初步形成了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和民间组织三位一体协同治理社会的良好格局。一是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建立了区级领导联镇联户、乡镇干部驻村联户、村干部按片联户、普通党员直接联户的“五联户”服务群众体系，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早发现、解决，化解在萌芽。二是最大限度发挥好基层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从法律和政策上鼓励各村立足于本地具体情况，创新农村治理机制，因地制宜发展形式多样的村民自治模式。三是重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大力发展乡村纠纷调解、健康养老、教育培训、公益慈善、防灾减灾、文体娱乐、邻里互助及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社会组织。目前，全区登记在册的 122 个社会组织中有一半以上都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基于以上的实践，加强农村社会治理，首先要加强以基层党组织为龙头的村级组织建设。推行以按行政区划和产业布局建立党支部，把党组织拓展延伸到产业协会、村民理事会、群团组织等各个领域，在党组织人员配齐的情况下由村支书兼任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建立健全党群联动、村民自治的村级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王悦【摘要】近年来，各地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领域进行了多样化的实践创新与探索，特别是天津市静海区以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打赢了制售假冒品牌调料、非法传销、黑恶势力专项治理的“三大战役”，回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了群众最为关心、反映最为强烈的突出问题。结合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本课题分析了现阶段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及挑战，结合静海区在创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创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合理化的对策建议，以夯实农村发展的基础，确保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关键词】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作者简介】王悦，女，1988 年 3 月出生，籍贯：天津市，民族：汉，最高学历：研究生，目前职称：讲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法律，中共天津市静海区委党校，天津市。万方数据
人资社科
Human Resources & Social Sciences︱才智·Ability And Wisdom ︱ 2019 ︱ 245
组织规范化运行机制，使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群团组织的纽带作用、社会组织的基础作用“三个”作用交融互动、互为补充，推进协同共治。其次，要建强村民自治组织，积极发挥村委会的社会管理功能。完善村民决策参与制度、村务公开制度和村民监督制度，规范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运行。建立听取民意新机制，全面推行为民服务代理制，畅通民意收集“最后一公里”。创新工作模式，形成村民自治的良好机制。其三，借助社会组织建设推进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明确社会组织角色定位。加大农村各类合作社组织建设，让农民收入在合作社中得到增长。积极组织农民多渠道多方式增收，让广大农民在每天忙碌的工作中获得收入，从劳动收入中获得劳动幸福和快乐，那么，农村社会就充满幸福和快乐，心情舒畅，有事好商量，在党的带领下，阔步奔向现代化。（二）夯实基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村级集体经济，是村级组织展现领导能力、提高群众组织力、增强服务力、提高吸引力和战斗力的基础，必须加以壮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村级集体经济，村级组织能力再强，为村民办事也只能是等政府扶持、靠党委支持，难以成为农民的依靠和主心骨，号召力和威信自然不强。没有产业，农民安居乐业的大事解决不了，村级发展遇到大事难事也自然难以协调。从静海区情况看，在引进项目落地、村级规划调整、环境整治、土地流转、占地赔偿等问题上，工作难以推进，甚至引发集体上访的基本上都是集体经济薄弱村。我们要在支持农民增收的同时支持村级组织壮大集体经济，激发村级组织干事创业的活力，增强战斗力，切不可使村级组织成为农民致富的“邮递员”或证明人。要通过村级组织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大规模土地流转、设施资源经营利用等方式，帮助农民增收的同时壮大集体经济，国家重点支持和村级自主发展同时用力，确保农村现代化建设目标如期实现。（三）构建智能专业防控与全民防控的治理大防控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这“三个转向”，对社会治理智能化提出了新要求。静海区正规划建设区级、乡镇、村三级综治中心，打造集综治日常办公、信息汇总研判、应急指挥调度、流程跟踪检查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打造部门联动无缝隙、数据应用无死角的合成防控体系，从整体上提升突发时间的预警力、各类时间的打防管控力和各类应急救助能力。还要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在强化现代化智能防控体系建设的同时，还要将引导群众与依靠群众有机地对接起来，形成全民防控体系。静海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一是组建了多层次、全覆盖的群防群治队伍。将全区 438 名村街卫生监督员、2865 名卫生清洁队员布建培养成为治安协防员，将 7200 名出租车司机、邮政寄递业从业人员、加油站员工布建培养为治安信息员，与现有的巡逻队、保安队整合，组建联合巡逻队 1134 支，通过划分责任区域，开展巡逻防控、情报信息搜集、安全防范宣传、排查各类矛盾纠纷等工作，实现镇、村和重点单位、场所群防群治队伍全域覆盖。二是建立“十户联防”制度。以村民代表或楼栋长制度体系为基本构架，以 10 至 15 户村民或一个楼栋为一个单元，推荐一名联户长，做好联户居民的“防火防盗防传销，保净保民保稳保安全保宣传”工作。并在各村结合实际抽调 10—15 名联户长组成联防队，由联户总长担任联防队长，围绕违法占地、违法建设、非法传销、制假售假、出租房屋等问题，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集中巡查走访，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通过这种形式全面提升风险排查防控能力，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切实维护农村基层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结合全民防控、专业防控，建立健全常态化打击整治机制，一定能使农民获得安全感、稳定感，为农村的建设发展提供保障。（四）切实加强村级法治建设在农村加强法律知识宣传和教育，乡村干部和乡村工作依法推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乡村治理有序，使敬畏法律、信仰法律、尊重司法成为基本取向。一是乡镇要在司法所基础上健全乡村司法调解机制、法治宣传机制，做到每村配有司法调解员，法治宣传员、矛盾信息员，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普法教育活动，使农民知法、懂法、守法，自觉通过合法渠道解决矛盾纠纷。二是村级组织要引导农民养成自觉通过合法渠道有序解决矛盾纠纷的习惯。农村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及时研究解决问题，依法妥善处置，慎用警力、武器警械和强制措施；对聚众围堵党政机关、堵塞交通要道以及阻碍重大项目施工的事件，依法处置；对公开煽动闹事甚至借机进行打、砸、抢的为首分子，坚决依法惩处，形成依法维护社会稳定的合力。三是信访部门、纪检监察和检察审判机关要按照各自管辖权限，依法受理群众的申诉、举报、控告、复议和诉讼，依法办案，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在作出涉及群众利益的具体决定时，应告知其相应的救济渠道，对有特殊困难的群体，加大法律援助的力度。四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农村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坚持集中整治与经常性管理相结合，依法严惩损农职务犯罪，铲除农村黑恶势力，打击农村多发易发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和制止利用宗教、宗族势力干预农村公共事务，维护农村治安稳定。近年来，静海区对农村基层坚持依法治理理念，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运行、农业支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执行法律规定，维护法律权威。对出现的危害市场秩序的制假活动、非法传销、农村黑恶势力等保持“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从严惩处，严厉打击了各类违法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法治保障，明确政策界限，严格依法办案，集中治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