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10篇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中国文化及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作者：秦亚青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11期 文/秦亚青 中国文化的四个重要元素——环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1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中国文化及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作者：秦亚青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11期
文/秦亚青
中国文化的四个重要元素——环境性、互系性、互补性和可变性，使中国人重视“势”、“关系”、“和”、“变”。这些因素作用在外交决策上，表现为中国重视对世界大趋势的判断，主张顺势而为；注重关系治理，致力营造良好的气氛并经营好关系网络；调和冲突，坚持“不设定假想敌”；顺势而变，主动改变行为甚至身份。
一、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四个重要元素在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思维模式中根深蒂固，影响着中国的行为及外交决策。
1.环境性。
环境性指宏观的环境，或者说整体形势及关系情景。做决策过程中，西方人习惯首先考虑个人或个体，而中国人则倾向于优先考虑宏观环境而不是个体，后者体现了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行为体是环境的一部分而非孤立于环境，如果出现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与环境息息相关的，而不是偶然发生的。
以中医或者中国画为例，中医认为好的医生是“治未病而非已病”（同理，好的政治家也应防患于未然，而非仅仅处理暴露的问题），也就是说，将整个身体系统调理好，疾病也就不会发生了。
2.互系性。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关键元素为互系性，意思是世间万物皆有联系，没有东西是孤立的。互系性有四个主要内涵，即关系、过程、面子情结和关系假定。
互系性的第一个内涵是“关系”。理性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概念，是西方思维方式及现代自然及人文科学的基础。理性主义基于个体本位，认为人是利己的。也就是说，一个理性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可以界定决策情景、收集相关信息、权衡自我利益、分析成本效益，然后做出恰当的决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目睹了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但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仍然保有关系性思维而非理性或个体性思维。关系性是非常不同的概念，它认为宇宙万物都有联系且相互关联，任何理性的决定都需要考虑这种关联性，也都是在关联性之中做出的。所以，所谓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关系理性，而非个体理性。
互系性的第二个内涵为“过程”。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物化的实体。它是由动态的关系组成，这些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尽管人们追求的可能是某种结果，但重要的可能恰恰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与自然以及各种事物之间动态的关系构成“过程”，这种过程建构了环境，并使环境充满活力和动力。
过程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关键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过程被定义为“流动的关系”，具有本体的地位和意义。维持一个过程意味着保持关系流动，促成建构身份的实践互动。正因为过程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本身成为了实践活动的中心。
过程有三个明显特征。第一，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的、相互建构的，它们共同参与并进行社会化实践。第二，过程建构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定义为一系列使互动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和关系行为。第三，过程具有自在性，不以结果或为结果而界定。过程本身可以产生动力，其来源是关系的运动，这种动力是体系层面的因素，不能还原到任何具体的个体行为体。
互系性的第三个内涵是“面子情结”。简单来说，就是渴求别人对自己的社会认可。“面子”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因其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有意义，只有当一个人被社会认可时才能获得“面子”。“面子情结”是自我认知和他人认可的组合，包含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他人眼光、态度的感知，没有社会认可就没有“面子”可言。
互系性最后一个重要内涵为“关系假定”，也就是“关系本位”。关系是一个中性概念，在中国社会很重要，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关系。它强调社会关系、关系管理和关系治理的重要性，也强调面子的重要性。
在中国社会，良好的关系是有效治理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调解、协调与努力达成和谐关系是关系治理的主要方式。
3.互补性。
中国的辩证法强调互补性。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辩证法，亦即《易经》的精髓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作比较。两者皆认为世界及万物都由两面或两极组成。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术语中，有正题和反题，两者通过冲突和对抗为合题的产生提供动力。正题和反题作为相反的力量完成向新的合题转变的过程。合题通过冲突产生并最终取代了正题和反题，宇宙也因此充满活力。
4.可变性。
可变性也来自《易经》。《易经》认为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中国人认为世上万物都在持续不断、永无休止的变化中，表面上不相干甚至相反的事物可以改变、转化成彼此，从而变成联合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两个相反的事物具有可转化性，如好运和厄运、强大和弱小、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等。这些事物看上去是相反的，但也可以通过改变而形成一个整体，厄运可以成为好运的先兆，市场经济中可以有一部分是计划经济，反之亦然。这种变化或进化发生的前提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势”，并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元素结合到一起。中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然后成功地结合了市场经济因素。目前中国经济既不是绝对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绝对的市场经济，而是两者的结合。
由此我们得到了“变”的假定。“通变”，可解释为“共时的变化”，指的是同时进化和同时生成的过程，相反的两个事物在共同生成的过程中发生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需顺应大趋势，并且只有当人的能动作用发生作用时，改变才会发生。换句话说，如果想让世界更加美好，就需要努力争取，而不是守株待兔。
二、以文化为基础的假定和
外交政策的制定
如果我们认为文化因素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它们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逐一审视这些因素及得出的假定，并运用中国外交政策或国际行为的例子加以论证。
1.环境性与“势”假定。
“势”是时空背景下大趋势的发展。“势”假定表明人们应该明白身处的环境发展的大“势”，顺“势”而为而非逆“势”而行；对“势”的误解会导致错误的行为。孙中山先生曾经谈到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认为对于大势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也是反映了对整体环境的重视。进行外交决策时，中国人习惯先评估整体形势，理解“势”，而不是为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而做出暂时的决定。当对“势”有了正确了解之后，顺“势”而为，思考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中国人努力避免的就是逆势而行。
对“势”的理解是进行外交决策必要的第一步。大的外交战略决策通常始于对世界大趋势的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势”的判断有三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当时，中国曾对时代趋势特征展开大讨论，其本质就是探讨当时的“大趋势”是什么。讨论集中于一个问题，即世界的本质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尽管存在不同观点，但多数人认为和平与发展定义了这个时代，这就是对“势”的评估。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理解是“和平与发展”，实际上描述了世界变化的方向，或者说整体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发展趋向。基于这种想法，他提出中国应该向世界开放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变“文革”期间以“备战”为纲的政策。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也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中国对于“势”做出的另外一个相关判断就是：合作已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根据互补辩证法的逻辑，合作和冲突是事物的两面，彼此互动。冷战结束以后，大国间相互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减小，而跨国威胁及全球问题愈发严重，任何国家都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这些问题，大国合作空间广阔。根据这种对“势”的判断，坚持与大国合作的政策成为中国外交的特征之一。
对“势”的第三个重要判断为经济发展。冷战时的对抗已经不是时代的主要特征，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主要任务。在过去的30年里，这种对“势”的基本判断使中国集中力量发展国内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显著的成就。
所以，和平、发展、合作定义了当代国际社会整体的大“势”。顺应时势而不是反向而行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并据此做出相应的政策选择。可以设想，如果延续以战争和革命为时代主题，中国就会坚持国际斗争并继续实行以备战为主导的政策；而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为时代的基本特征，则和平、发展、合作就自然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导向。国际合作和国内经济发展顺“势”而行，是与全球发展的大趋势相符合的。
2.互系性与“关系”假定。
“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同样重要。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基本上遵循西方制定的规则和制度运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之一，该理论认为制度起决定作用，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由主导的国内或国际制度所决定。然而，考量东亚地区的合作，就会发现与欧洲地区治理存在许多不同。例如以关系为基础的治理。有学者发现，在商界，关系治理是一个重要的治理方法，其与规则治理相结合可以更有效率。经济学家通常从成本——收益角度看问题，认为运用关系会降低成本，但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成本问题，而是文化的一部分。
观察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对话和谈判中的不同行为方式非常有趣。中国习惯营造良好的气氛并管理关系网络，比如建立某种关系；而西方国家顷向于关注具体和实质的问题，例如自由航行、军事透明、领土争端等。但西方国家也逐渐表现出对关系治理更多的理解和赞同，这种理解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政治领域，中美两国官员对处理好高层互访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共识就是明显的例子。
关系治理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中国的战略伙伴外交。中国希望借此发展并处理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从而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战略伙伴外交是中国的创举，全球范围内，中国已经同39个国家和5个地区组织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囊括了大部分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什么同这么多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大多没有明显的即时利益？西方的结盟理论将国家之间的结盟动机归于对抗某种现实威胁，所以对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表示困惑，因为这些伙伴关系很多都没有他们定义的那种实质内容，与这么多国家都成为战略伙伴就表示伙伴关系已经泛化，没有多大意义。但在中国看来，建立更友好的总体气氛和更有利的整体环境，关系很重要，伙伴也很必要。战略伙伴外交强调了同这些国家关系的重要性，也表示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建立和处理好这些伙伴关系对营造环境、发展友谊、甚至建立面子都非常有益。由于中国战略伙伴外交的应用和发展，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更严肃地对待战略伙伴关系，一些欧洲学者开始肯定战略伙伴外交的意义，并且提出欧洲应该思考如何利用这样的伙伴关系。
3.互补性与“和”假定。
中国人认为和谐是自然状态，也是世界万物的本质。A和非A在一个生成过程中共存，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彼此相互转化。在传统的中国哲学理念中，没有什么事物在本质上是冲突的，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矛盾、抵触或对抗，而是说矛盾、冲突和对抗可以通过努力被调和处理，调和处理的失败则归咎于人类动因能量和能力的不足。费正清认为，中国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就是非暴力：外交斡旋及其他非强制性的方式通常优先于强制手段。中国过去30年的外交政策的明显特征是，坚持“不设定敌人”，往往采取一种“中庸”方式，以求解决矛盾，调和冲突，即使在危机出现时，也多是如此。
东亚地区主义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受儒家文化影响，东亚社会中的社群意识和关系意识更加明显，也表现出更多关系治理元素，“和”假定或者说和谐理念在东亚地区化进程中表现尤为突出。西方学者或许认为东亚地区主义像一碗意大利面，层次众多、过程复杂、规模多样、机制繁复，以至于各国领导没有时间参加所有会议。他们还认为东亚地区主义机制化程度非常低，在地区化进程中明显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东亚确实缺乏强大的制度，也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但回顾过去的30年，东亚基本上处于稳定和繁荣的状态，尽管目前存在南海问题争端，但仍有望以合理的方式解决，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会继续保持。此外，该地区仍将继续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所有这些层面、平台、规模和机制都用来解决分歧，建立共识，培养关系。我们需要规则，同时也需要良好关系发挥作用。
中美和中日的双边关系也是这方面的例证。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障碍。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爆发的1995～1996年台海危机，导致大陆的导弹试射以及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航母；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认为是双边关系最严重的危机；2001年的EP-3撞机事件也引起双方高度关注。历经上述波折甚至严重危机，中美之间既没有出现军事冲突也没有出现冷战。在世纪之交中日双边关系的紧张局面及2007年的缓和过程中，中国表现出相似的行为模式。将世界大势判断为和平与发展，中国的互补辩证法，以及“不设定敌人”的论断使中国相信矛盾可以解决，和解方法也可以找到。
4.通变与“变”假定。
“变”假定指顺势而变，向对立面转变，行为转变，以及身份转变。正如传统中医理论所言，身体的主次经络贯通调和，能量循环通畅可使人健康。换句话说，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运行良好则会健康，出现问题则会生病。因此，通变、整合和协调对达到和谐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前后30年间，中国遇到了很多问题和困难，问题的关键总是出在如何认识形势、如何因之通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顺势而变，解决冲突和论争，从而改变行为甚至身份。过去30年里，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一面在于建立有利的环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同时由国
际社会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从革命性的国家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力量，不论在行为上还是身份上都是顺应形势的重大改变。
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自身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世界没有看到另一场冷战，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的改变，而且将变化带给了国际社会，也将自身融入国际社会并影响国际社会。西方学者频繁议论这种变化是战术性的还是根本性的，是利益权衡的结果还是理念重塑的结果。这是个假问题，因为二者不可分割。变化包括行为变化和身份变化，两者互相联系并且共同进化。从利益出发的计算使行为体进入到一个过程，而一旦进入其中，仅仅计算利益是没有用的，因为过程有自己的动力，各种复杂的关系会使行为体卷入无限的主体间互动实践中。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与过程的密切互动具有强大的转化力量，“变”是理解这种过程的关键。通过改变达到的持续，以及通过主体间行为达到的改变，是以过程为导向的理论理解和解释社会与身份的关键。
综上所述文化影响政策制定，也影响外交决策。但文化重要不表明文化和外交决策间有线性的因果关系。文化研究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思维和行为的一个变量，以及国际实践中的一个变量，文化并不像权力和制度那样对行为造成明确、直接、即时的影响。文化的影响是无形的、细微的、塑形的、积累的，它给人们一个生长的环境，为行为体提供通过社会化成长和改变的过程。文化最重要的影响在于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对自身及他人的理解。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告诉人们如何理解世界中的事物和事件，如何因之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这正是文化在外交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作者：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篇二：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摘
要]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外交是国家行为，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
周
恩来总理是当代中国外交之父。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会议”、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公报”签署两件典型事件生动体现了周
恩来总理和而不同、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外交风格，从总理对
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特别是
中华文化中“和”的光辉。
一、研究中华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研究中华文化，放在今天全球变局中来看，不仅十分
必要，而且具有一定的紧迫性。
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几百年以来
最大的变化一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
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当然，重心转移的过程远远没有完成，我
们正处于重心转移的初期，要完成这个过程还需要很长时间。
国
际关系的重心为什么会向亚太地区转移
?根本原因是亚洲在崛
起，中国的崛起是亚洲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
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亚洲的崛起。
美国和欧洲都陷入了严重
的衰退，但亚洲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这就使世界对亚洲、中国刮目相看。亚洲、中国今天所受到的国际社会的重视程度，可能达到了几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对东方文化的兴趣
也在迅速上升。随着亚洲、中国的崛起，更加需要文化的支撑。
第二，我们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也存在一个重新认识的问
题。这个问题的提出绝非偶然，是历史形成的。中华文化有至少
五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
它为什么
如此长寿、如此富有活力?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愿意吸收世
界各种文化的营养来丰富自己。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哺育和熏陶
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不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都
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不论当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如何，炎
黄子孙都能够在那里落地、生根，而且做出令人羡慕的业绩，表
现十分优秀。这是中华文化所决定的。
毋庸讳言，中华文化也有它固有的弊病，这些弊病导致中国
在近代落伍了。
所以，上个世纪初爆发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对于中华文化的弊病和痼疾进行了
严厉的批判。现在回头看看，这些批判虽然有过头的部分，但是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五四”运动，大
概也不会有后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
运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提出了打
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于孔子的全盘否定显然是不对的。
今天的中
国，正在把革命运动所矫枉过正的地方捡回来，各地兴起了学习
《论语》、研究儒学、研究孔孟的热潮，肯定其中许多积极的成
分。但是，回到“五四”运动时的情况看，如果人们继续遵循孔
夫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那么中国革
命就无法进行
毛主席在人民革命胜利前夕曾经指出，要总结从孔夫子到孙
中山的中华文化，弘扬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件事毛主席虽然
说了，但没有人去做。特别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国家
自1957年以后，极
“左”思想膨胀、泛滥，导致“文化大革命”，否定中华文化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8年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们把国门打开，中国人走出去，外国人走进来。
我们看到的外部世界并不是在中
国处于封闭时期向人们灌输的那样一团漆黑，恰恰相反，我们看
到外部世界有很多好东西，因而派了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
中国人在学习外部世界好东西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也完全拜倒在
西方文化面前，否定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一洋东
西比中国东西好，新的比旧的好，现代的比古代的好。这种理念
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其必然性。但
是对于这种理念，今天的中国人正在进行反思。
倡导研究中华文
化，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反思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由于革命的冲击，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了解得就
不够，更谈不上深刻，所以，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问题提上了日
程。
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即便是在“五
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对旧文化进行猛烈抨击的时候，即便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中华文化批判得一无是
处的时候，也不意味着中华文化就中断了。
文化植根于人民当中，人民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中华文化即便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
在继续。
第三，中华文化是不断发展、成长、变化的。一方面，一百
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特别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现
代化建设中，创造了很多好东西。没有这些好东西，中国不可能
是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好东西本
身是中华文化的延伸和发展。
另
TY面，我们的国门被殖民主义的炮舰打开之后，特别是自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许多
好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所以，我们讲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中华传统文化。今天的中
华文化当然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历史考验所证明的
精华，但同时，它也包含着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创立的好
东西和我们从国外学习的好东西。
因为上述三个理由，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研究中华文化，向
世界介绍中华文化，变得非常必要和紧迫。
二、中国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的特色
笔者是搞了一辈子外交的人，想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探讨―下中华文化。显然，笔者这里所讲的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而不
是小史化的概念。
所谓大文化，是指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外交是国家行为，因此，每
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当代外交之父，总理的中华文化底蕴很
深，他一生对中国外交贡献极大。
“万隆会议”和“上海公报”是周恩来总理在外交上的两个光辉篇章。
回顾总理对这两项重大
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鲜明地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
（一）
万隆会议
1955年4月18-24日，在缅甸、锡兰
（今斯里兰卡
）、印度、印
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统的倡议下，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
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
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
加的情况下，对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进行讨论的大型国际会议。
万隆会议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周恩来总理率领中
国代表团出席了万隆会议，出席会议的许多亚非国家领导人认
为，周恩来总理对亚非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万隆会议举行时的国际形势是十分错综复杂的。
一方面，冷
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在
对峙。另一方面，一大批
亚非国家已经取得了独立，还有许
多国家正在为取得民族独立而斗争。
亚非国家走向独立的道路不
一样，他们同两大阵营的关系各有深浅，而且这些国家在取得民
族独立后面临着百废待兴和发展民族经济等一系列问题。
上述情
况决定29个亚非国家，虽然走到一起来开会，但是，各自的立
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然而，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
放运动是一股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
“万隆会议”如果成功
举行，会进一步推动这股历史潮流的前进；如果会议失败了，就
会使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遭受挫折。
因此，“万隆会议”开得如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万隆会议”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第一
次出席的大型首脑级的国际会议。
世界要通过这次会议来看中国
外交的走向，中国要通过这次会议表明新中国有能力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从这个意义上说，“万隆会议”对中国外交也是至关
重要的。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的三次发言，对会议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
用。
4月19日的下午，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在会上发言，他开宗
明义地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在我们中
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
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
和痛苦。
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
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
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
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
提建议。”随后，周总理表示，中国方面本来可以向会议提出台
湾问题，但是这容易使会议陷入争论，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提出台
湾问题。接着周总理强调：“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
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
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
我
们还应在共同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周总
理这次讲话，为开好“万隆会议”指明了方向。
4月20日会议进入了实质性的讨论阶段，各国代表之间的
分歧明显暴露出来。锡兰代表团团长2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鼓吹“台湾独立”，主张国际社会对台湾进行“托管”。随后，他又把一颗威力最大的炸弹投向了大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共
产党统治下的东欧和中欧国家”。
上述言行当然遭到了许多亚非
国家的强烈反对，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周恩来总理此刻在会上第二次发言，强调：“中国代表团参
加此次
会议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这次会议和谐的达成协议，而不
应该在这里争论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针对锡兰
代表团的提案，周总理说他已经在会外与锡兰总理进行了单独接
触，对方表示他仅仅是一个声明，而不准备提出什么建议。周恩
来总理的第二次发言缓和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但是紧接着土耳其
代表团抛出了“九国提案”。
其实质是想把斗争的锋芒从反对西
方殖民主义，转向反对共产主义。十分明显，如果让这种意见得
逞，那必将导致会议的破裂。
在土耳其代表团抛出“九国提案”后，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越来越激
烈，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
在上述情况下，4月23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进行了
第三次讲话，这篇讲话后来被认为是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周总理在会上强调指出：
“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
和平并没有绝望，拥护和平的人_天天多起来。29个亚非国家在
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
一半以上的人民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
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
既
然要谈和平和合作，亚非国家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
平。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险。
《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公约》和其他类似公约，都是我们
不赞成的。”
随后，周恩来总理综合了连日来各国代表团发言中的共同
点，即：“(1)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2)互不采取侵略行为
和威胁，(3)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4)承认种族的平等，(5)承
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
选择他们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7)互不损害。”周总理接着又说：“此外，我们在提案中
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
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
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
这是能够得到大家同意的。
”周恩来总理的这篇讲话，列出亚洲各国的八大共同点，不仅
结束了会议上的纷争，而且为会议最后成功铺平了道路。
4月24日，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了《亚非会议最
后公报》，其核心内容是被后来国际舆论所称为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
(1)
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2)
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3)
承认一切国家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4)
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5)
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
行自卫的权利：
(6)
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
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7)
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
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8)
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
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
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9)
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10)
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4月24日，“万隆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取得了圆
满成功。
上述情况表明，“万隆会议”获得成功的关键是“求同存
异”，“求同存异”贯穿了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三次发言的始终。
“求同存异”源于中华文化。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理念。
中国人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源于文化，就是一个国
家之内也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文化上的多样性是没有办法消灭
的，惟一的办法是承认不同，相互学习和借鉴。尽管文化上千差
万别，但是人和人、地区和地区、国家和国家之间总是有许多相
通的地方，这就是共同点。
“求同”就是寻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共同利益、共同立场。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第三次讲
话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没有被各国之间的众多分歧所迷惑，也没有落入与不同观点进行无休止争论的陷阱，相反，他从各国
的发言中找出了共同点。当他把这些共同点一一列举出来的时
候，人们不得不向他表示钦佩和折服，因为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
不是共同点。比较一下周总理在4月23日会上提出的八条和“万
隆会议”最终达成的十项原则，显而易见这十项原则就是在周恩
来总理提出的八条
的基础上达成的。
钱穆先生曾经强调：“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重“和
合”就是注重共同点，在发展共同点的基础上，与对方和平和谐
相处；西方重“分别”，是重对立，重斗争，目的是要改变对方。
难怪外界评价周恩来总理对“万隆会议”的贡献时说，他在会议
“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
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
一个支持反共领导人的态度，但他改变
了会议的航向
当年出席“万隆会议”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先生，在
“万隆会议”30年后，评论周恩来时说：“周恩来是我过去时
候的敌人。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
是周恩来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
论，使我深深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我和
周恩来从那时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第三次讲话中还特别指出：
“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搞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险。
”这个思想也是“和合思想”的体现。搞军事集团，就是搞斗争，搞对抗。这个思想对后来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结盟
运动”就是沿着这个思想发展起来的。
（二）
上海公报
中美关系打开，《中美上海公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上
海公报”是周恩来总理外交上的又一杰作，让我们来看―看这篇
公报的内容：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
查德?尼克松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
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
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
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
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
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中国
解
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
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
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
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
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
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
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
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
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系印巴问题
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
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
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
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
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
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
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
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
侵略的危险。美
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
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
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
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
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
各国应该互
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
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
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
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
越南
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
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
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
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
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
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
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
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
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是，双
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
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
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
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一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一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
的。
双方回顾了中关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
中国方面重
也不准备同
每一方
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
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
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中国政府坚决反
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
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
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
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
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
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
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
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
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
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
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
他们同意为
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
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
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
双
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关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
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上海公报”是一份风格与众不同的公报，它既列举中美之
间的分歧，又列举中美之间的共同点，这种写法可能是国际上众
多的公报中独一无二的。基辛格博士有一次对笔者谈起“上海公
报”时说：“周恩来总理主张‘上海公报"既列举中美双方分
歧，又列举双方的共同点，是很有道理的。”中美之间有很多分
歧，长期对立，现在走到一起来了，并不意味着这些分歧的消失。
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篇公报的重点，是突出了中美之间
的共同点，特别是公报中这段
话：“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
-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
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这段话是公报的核心，虽然其提法相当平
衡，但是，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双方都反对前苏联霸权
主义。
公报中还专门谈到了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
敏感的问题。
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严重对立的，但是
公报却找出了双方的共同点：“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
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一共同点，对于
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关系重大。
没有这样的共同点，很难想象中
美关系能够取得今天这样大的进展。
“上海公报”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被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是贯穿了“求同存异”思想，这就是
中华文化。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外交上的重大行动，没
有一件看不到中华文化的特色。我们在外交上产生的一些好方
法，大概都源于中华文化。
三、新世纪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中华文化
中国能够为21世纪的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华文化。许嘉璐先生在
2007年4月举办的“国际道德经
论坛”上的讲话指出：
“西方思想界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
近二十年来世界动荡不安、烽火时时燃起的严酷现实，向启蒙运
动以来所形成的‘绝对真理"提出质疑，破除‘欧洲中心论"，为寻求解救人类的未来道路进行思考，其中有一部分思想家开始
关注东方，特别是中华文化。”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世界贡献很大。文艺复兴、启蒙
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以及现代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和人权、民主、自由的理念，这些都是来自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今天的世界之所以是
这个样子，物质财富如此之丰富，大概都离不开西方文化。
然而，任何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西方文化是基于基督教文明，其中二元对立论是非常突出的。
善
与恶、美与丑、正统与异端、天堂与地狱，这些都是水火不相容
的，一个一定要消灭另外一个。所以，西方世界在上升、发展的
过程中，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少苦难、问题和
麻烦。西方人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总以为自己肩负着传播文明的
使命，要去改造对方，要对方跟着自己走、学自己的模式，不这
样做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打击对方、制裁对方乃至消灭对方。从
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与西方文
化的短处有关。笔者曾经同一些西方人士讨论过今天世界面临的
问题。有的认为，西方文化有些思路今天已经走到了尽头，世界
需要新的思路，需要东方的智慧。中华文化，合文化，和而不同,正好能够为世界处理好面临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今天研究中华文化具有了更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这就使得我们
篇三：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中国文化与外交议论作文800古人描绘的美好生活，龙凤成祥，仙鹤长鸣，神鹿奔跃，日月轮回，世代不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东方文化美德几千年长盛不衰，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与民族共生共存，只有民族文化的复兴，才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伟大复兴。道德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灵魂，也是民族的价值观，更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传统社会的美德教育往往最初从亲缘关系开始，靠的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幼儿从小就感受到亲情的薰陶。中华传统美德，是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她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她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个中国人和自己的后代。
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既是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又要不断适应时代的需要，使历史与现实相联，使民族精神真正体现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重在弘扬”、“重在培
育”，但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是前提，创新才是根本，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永恒动力。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仅有历史的传承是远远不够的。惟有创新，才能发展；惟有创新，才能不朽。历史没有止步，创新就不应该停止，民族精神也就不会终结。中华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它始终是发展的、前进的。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会孕育出新的民族精神。无论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还是建设和改革年代形成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的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
正是这种闪烁着时代光辉的民族精神，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并顽强奋斗精神的杰出人物：林则徐、谭嗣同、瞿秋白、方志敏、鲁迅、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他们为振兴中华上下求索、矢志不渝，推动了历史发展和民族进步，深刻地改变着时代的面貌，他们高扬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力量。汉唐气象，时代华章。与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雄健步伐相
相伴，一种昂扬向上、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正在神州大地激越弘扬。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他们身上有没有优秀的民族精神，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的大事。因此，我们一定要切实加强对青少年学生民族精神的教育，努力把其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成长和发展规律的研究，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社会参与、休闲娱乐、课外活动等多层次需求，提供具体有形的服务，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心、宽容心、诚信之心以及理解、同情、正义、责任、参与、奉献、仁爱、尚义、敬业等公共精神和公共美德。同时，还要注意从小培美学生勇于担当责任的意识，友爱互助的团结意识和坚毅自信的强势人格。要教育青少年学生善于面对困难和危难，在困难和
危难面前，要不仅不怕，还要能从内心激发一种力量去战胜困难和危难。这就不仅要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浩然之气，还要培养其处变不惊，知难而上的坚强品格。
一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正是一部浩气长存正气磅礴的绚丽诗史，在这个历史长河中，不断有正气人物，正气故事出现。在我们宏伟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英雄人物、英雄事迹也是层出不穷的，在他们的身上真正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美德和社会公德，也张扬着浩然的民族正气和民族精神，这些是我们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的生动教材。因此，我们要善于运用历史上的正气人物、正气故事来教育青少年学生。特别是要善于运用我们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培养起来的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来教育青少年学生。这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培养出来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我们应该将其归纳整理，写入教材，对青少年学生进行长期不懈的教育，只有不断弘扬和培育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并用它来哺育下一代，我们的民族振兴才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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