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乡村振兴3篇国外乡村振兴2018年第14期17论坛·专题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当前和今后我国农村发展的方向、战略和基本途径。鉴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外乡村振兴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国外乡村振兴
2018年第14期 17论坛·专题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当前和今后我国农村发展的方向、战略和基本途径。鉴于这一提法新颖，国内外没有直接称谓的研究成果，但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相近的涉及乡村如何建设和发展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一、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关于乡村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始于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尔逊针对西方国家普遍性使用农药滴滴涕、六六六等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性而出版的重要著作《寂静的春天》，尽管该著作的目的是警示人们认识到乡村环境污染重要性，但由此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乡村建设相关问题的持续深入研究 [1] ，主要有几个领域：1. 在乡村经济发展方面。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兹（1962）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他还基于非均衡方法对农业的发展潜力展开分析，并认为向传统农业投入新的生产要素来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2] 。2. 在乡村可持续发展方面。英国经济学家巴巴拉·沃德 [3] 和美国微生物学家雷内·杜博斯（1972）、美国德内拉·梅多斯（1972） [4] 及挪威首相Gro Harlem Brundt land（1987）等逐渐把人类生存与环境的认识推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境界，并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3. 在乡村治理方面。丹尼尔·柯尔曼（2006）从生态环境与政治事务关系的角度提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应该从人类政治事务着手 [5] 。艾米丽·奥斯特罗姆（2000）提出了治理农村生态的9项相关制度与原则。迈克尔·麦金尼斯（2000）提出了中心治理模式，即生态治理的重要保障是良好的环境、完善的制度、团队协作、政府与民众的配合。施奈伯格（2008）首次从责任角度提出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应当让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引起者承担主要责任，从根源上治理生态环境问题。Gilman Robert（1991）提出了“生态村”概念，推广太阳能，使用节能、节水、环保材料，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收税或收费。日本石岗陶子在《日本农村的变迁》中提出农村建设应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与制度，加强财政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精神。韩国学者金英姬研究指出，要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需通过典型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实现共同发展。4.在乡村新的发展方式方面。自英国乡村保护运动（CPRE）通过制定《城乡规划法》（1947）以有效解决当时土地占用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以来，一批新的乡村发展理念和模式相继提出：如美国阿伦特的《乡村设计》（2010）中强调乡村设计首先要考虑零碳零排放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把科学技术融入到设计中来解决可持续性问题 [6] ；世界绿色设计组织（2013、2015）在全球推广“绿色设计”理念，以“绿色设计”为手段引领生产方式变革、消费方式变革、生活方式变革、加强乡村遗产保护与设计的国际合作，倡导人文为本、城乡协同及建设绿色生态文明等等。二、国内研究现状尽管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乡村占据相当地位的农业国，但学术史上关于乡村如何发展的研究国内外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述评及今后研究方向■ 董向东（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 兰州 730020）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旨在解决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有关乡村振兴方面直接称谓的研究不多，但国内外与乡村振兴内涵相近的研究却不少，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乡村如何建设和发展的研究成果，分析存在的不足，提出一些今后努力研究的方向。关键词：国内外；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万方数据 2018年第14期 18论坛·专题研究少之又少，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最为著名的是费孝通（1936）的《江村经济》。通过对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乡村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 [7] 。国内与乡村振兴相关的研究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三个阶段。（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农村发展的重大制度变迁，其核心是通过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动能。对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成效的实证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典型的如中共巴彦淖尔盟委员会（1984）在《我们是怎样实现农业总产值五年翻一番的?》一文中说，长期贫困的五原县，三中全会后最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仅5年时间农业总产值翻了1.5番，粮食增了62.5%，油料增了28倍，甜菜增了1.6倍。2.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理论分析。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如李含琳等（1985、1990）等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村土地产权的虚置问题；刘国光（1990、1992）、卫兴华（1988、1991）、张军（1987、1992）及宋圭武（1990、1993）等等一大批学者从农村集体财产两权分离的视角分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机制及其合理性。3.对其发展趋势的研究。陆学艺和张晓明（1984）等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必然会是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生产转化 [8] 。韩俊（1988）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我国农村必然会在小规模土地经营的基础上走上农户兼业化的道路。4.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出的矛盾的分析。钱忠好（1993）等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业生产出现徘徊甚至倒退的局面，主要是土地经营零碎、难以产生规模效益、农业生产缺乏后劲等，这实质上是我国现行土地关系、土地政策中的矛盾所致 [9]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2005年10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温铁军（2005）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新”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比较符合农村实际的社会保障体制、重新恢复农村本来就拥有的田园风光，让城里人被田园诗般的农村所吸引等方面 [10] 。陈锡文（2005）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认为，新农村建设关键要体现在经济的新发展方面。林毅夫（2006）、李含琳（2006）及胡恒洋（2009）等学者认为新农村的“新”体现在经济、环境、社会面貌、社会治理方式等的新途径、新方法等方面。2.如何建设新农村方面。林毅夫（2006）、李含琳（2006）、陈锡文（2005） [11] 、卢军（2006）、胡恒洋（2009）、宋圭武（2006）等众多学者从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消费环境、启动农村巨大的存量需求，消化掉过剩的生产能力、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的渠道、完善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做好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编制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全方位研究。温家宝，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个问题 [12] 。（三）“美丽乡村建设”阶段“十二五”期间，自浙江安吉县率先提出“美丽乡村建设”的理念和行动以来，全国很多地区纷纷响应，“美丽乡村”建设很快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特别是2015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国家标准对美丽乡村建设的村庄规划、村庄建设、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基层组织、长效管理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阶段，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美丽乡村”的内涵。柳兰芳（2013）等万方数据 2018年第14期 19论坛·专题研究认为美丽乡村实际上指的是生态、社会、人文、规划、体制机制等五个方面的统筹同步发展 [13] 。黄克亮（2013）认为美丽乡村是农村文明、管理民主、农民素质提高，实现乡村自然环境与社会进一步共同发展。和沁（2013）认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本质就是生态文明建设 [14] 。张波（2013）认为美丽乡村应当区别于城市的钢筋水泥，仍然要看到山水、田园，保留农村原本风貌，保留农村自然古朴，仍“美”得像农村。2.美丽乡村建设的方式和途径。包婷婷（2014）、韩冰（2014）和舒川根（2010）等提出应采取文化传承模式、即产业发展型文化传承模式和文化重塑型的文化传承模式，大力保护传承乡村文化。刘佳奇（2012）认为乡村休闲旅游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结合农业和旅游的发展，合理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汪彩琼（2012）认为建设美丽乡村的任务是统筹城乡建设、推进环境整治、发展农村特色产业。王卫星（2014）认为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建设中 [15] 。王旭烽和任重（2013）、张孝德（2013）提出美丽乡村建设要注意对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辟了一个新的农业文明的境界 [16] 。赖瑞洪（2012）认为要全面启动实施“四级联创”，即市、乡、村和村“五美”农户要共同创建。黄爱东（2015）认为科学规划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前提条件，编制规划要因地制宜，各个分项相互协调，最终实现规划有深度、能落地。3.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吴理财、吴孔凡等一些学者对国内较为有名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如安吉、临安、永嘉、高淳、江宁模式进行理论方面的提炼和总结 [17] 。三、国内外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存在的不足总结国内外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不足：1.“建设”的主体定位及延伸的问题。无论是“新农村”还是“美丽乡村”建设，众多的研究成果均包含了政府作为建设主体的假定，其研究视角和所提出的对策、路径和方法也多集中在政府为乡村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外生动力方面，而对如何激发乡村的内生动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在乡村建设中动能的研究不足。诚然，我国的政府是政策和制度的唯一供给者，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但政策和制度毕竟属于“外因”，农民和农村社会组织的动能才是农村变化的“内因”，只有二者有机结合，形成新的有效发展动能，才能实现乡村持续发展。2.研究方法多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严格规范的分析框架和计量检验，部分所得结论尚处于经验性或直觉性层面。3.部分研究所提出的对策面面俱到、泛泛而谈，缺乏针对性。也许正是由于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导致政府决策部门所制定的政策存在“先天缺陷”，致使我国多数地区各阶段实施的乡村发展战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四、今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方向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已经写入了党章，它将是我国农业农村今后32年的发展战略，各项工作部署已经全面启动，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各部委正共同推进之中，这为我们今后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1.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振兴涉及到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文化保护与传承、生态保护、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基层党组织建设等领域，是全方位、全领域、全系统的振兴。我们绝对不能单从某一个角度考虑研究，要把它看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要用系统论的方法去研究。只有这些方面都得到发展，乡村才能变得有活力、有人气，才能真正振兴。2.乡村振兴要分区分类施策。由于我国乡村面广量大，涵盖国土面积90%以上，占全国人口45%以上，约6亿多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乡之间在就业机会、劳动力收入水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距，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非常突出，既有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一般地区、纯农业地区和纯牧区的区别，也有山区、丘陵、平原、高原等形态上的差异，乡村振兴必须要根据区域的差异化来加强研究，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乡村给予什么样的差别化政策、措施？如何才能既要考虑到整体规划，统筹推进，也要考虑基础和条件差异，形成特色，达到因地制宜的万方数据 2018年第14期 20论坛·专题研究参考文献：[1](美)蕾切尔·卡逊著,吕瑞兰、李长生、鲍冷艳译.寂静的春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2](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10.[3](美)B·沃德，R·杜博斯著.只有一个地球[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美)梅多斯著.增长的极限[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5](美)丹尼尔·科尔曼著,梅俊杰译.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美)阿伦特著,叶齐茂,倪晓晖译.乡村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7]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8]陆学艺,张晓明.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理论和联产承包责任制[J].哲学研究,1984,(4):1-8.[9]钱忠好.农业用地市场化之我见[J].经济研究,1993,(7):63-65.[10]温铁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N].人民日报,2005-10-31,(13).[11]陈锡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发展,2005,(12):15-17.[12]温家宝.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个问题[J].农村建设,2006,(5).[13]柳兰芳.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解析“美丽乡村”的生态意蕴[J].理论月刊,2013,(9):165-168.[14]和沁.西部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模式与创新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3,(9):187-190.[15]王卫星.美丽乡村建设:现状与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1):1-6.[16]张孝德.中国乡村文明研究报告——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与使命[J].经济研究参考,2013,(22):3-25+54.[17]吴理财,吴孔凡.美丽乡村建设四种模式及比较——基于安吉、永嘉、高淳、江宁四地的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5-22.作者简介：董向东（1969- ），男，甘肃靖远人，正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公共...
篇二：国外乡村振兴
国内 外 乡村振兴研究 综述 概要：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显著的党和政府主导的特点，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这与欧美、东亚等私有制国家的市场主导型的“农村再造”等模式不同；本文在学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结合农村发展实际，探究乡村振兴未来的研究演进态势。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经过两年多努力，已经形成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探索和研究，数量增长迅速，成果丰硕，研究内容相对较集中在乡村振兴的背景、内涵、主体、路径、误区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研究热点、重点、难点、痛点、密集聚团等特征，但研究的深度和高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
一、国内乡村振兴研究述评 （一）理论层面 1.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和内涵。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的背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2017）、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韩长赋，2017）；解决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及农村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问题要依靠乡村振兴战略（李先军，2017；李忠华，2017；刘合光，2017）。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方针”和“总要求”既涵盖了以往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农村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又顺应了国情农情变化赋予的新内涵，是对党在新时期新阶段“三农”工作理念的创新发展（陈秧分，2018；郭文琳，2018；李长学，2018；黄祖辉，2018；魏后凯，2019）。2.乡村振兴的主体。王春光（2018）、党国英（2017）等认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张丙宣等（2018）认为，乡村振兴应更强调政府、新乡贤、技术专家、企业家、创业者等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柴陈云（2018）则强调了政府的主体作用，认为政府是各类乡村振兴力量的整合者。林亦平等（2018）和刘祖云等（2019）认为，“城归”人口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刘光合（2018）提出，总设计师、人民公仆、村干部、村民、各类智囊以及其他参与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主体，只有各参与主体充分协作、共同努力，才能把伟大蓝图一步步转化为梦想成真的现实。3.乡村振兴的重点。目前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类：一是价值重新定位观点。张军（2018）认为，破解乡村振兴的重点是预先对乡村的价值重新定位，引起各级决策部门的重视，进而开展相关各项工作；二是体制机制优化观点。黄祖辉（2018）认为当前乡村振兴的重点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 城乡融合、城乡互促共进的体制机制。三是制度供给观点。刘守英（2018）提出，乡村振兴应该重点加大制度供给，解决过去“赶超”时期的二元制度体系。代水平（2019）认为，要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强化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推动作用；四是乡村振兴的战略重点。刘合光（2018）认为乡村振兴有四个关键战略重点：分别是“战略目标、总体要求、关键要素和关键难题”；高兴明（2017）认为乡村振兴有农业产业等 10 大战略重点。4.乡村振兴的路径。关于乡村振兴的路径观点颇多，代表性的有五类：其中，郭晓鸣（2017）指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的路径包括基本动力、支撑、手段和指向。刘合光认为（2018）关键路径是机制创新、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张丙宣（2018）认为通过激发内生动力即技术创新和包容性制度建设是重要的发展路径。黄祖辉（2018）提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农民主体、政府主导、企业引领、科技支撑、社会参与的“五位一体”的协同路径。邢成举、罗重谱（2018）认为机制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人才培育振兴的四大路径。韩长赋（2018）认为，通过“五推进、一加强”的具体措施，从政策的顶层设计层面对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陈志国等（2019）认为，农耕文明、乡绅、宗族、民俗的传承发掘保护利用来助推乡村振兴。5.乡村振兴要避免的误区。郭晓鸣（2017）认为乡村振兴的战略路径如果选择不当，就会走入歧途，以致后患无穷，因而规避乡村振兴的潜在风险确有必要。部分学者认为乡村振兴要借鉴国内外已有经验，特别是要防范出现过度行政化、形式化等问题（陈岳堂、熊亮，2015；肖琴，2015；郭晓鸣，2017）。6.理论层面研究的不足。研究成果多属于“解读”性质的，尚没有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经典学科的理论深度融合，更缺乏将乡村振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治理”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相关的理论构建。
（二）实证层面 截至目前，实证层面的研究成果不多，影响较大主要有两类：1.乡村振兴评价体系构建和评价方面的。如陈秧分等（2018）通过构建一个包括 5 个一级指标、25 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用计量模型分析了 2015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得出了乡村振兴水平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的结论。韦家华等（2018）构建了一个包括 5 个一级指标、28 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对广西荔浦县的一些农村进行了实证检验。2.对策性的研究，即选择一个样板，按照现状—问题—原因—对策的范式进行研究。如杨新荣等（2018）以广东省为例，在总结以往各阶段农村发展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今后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进行了分析。龙晓柏（2018）等根据英美乡村演变特征和政策，提出了一些我国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黄祖辉（2017）对浙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状况做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刘彦随（2018）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一些问题。田毅鹏（2018）对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王密兰（2018）、吴昊（2018）等在总结日本农村发展的历程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我国乡村振兴应该借鉴的对策，如加强农民职业教育、保护传统文化、改善人居环境、注重城乡协调发展等。实证层面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对中国西部这一迫切需要乡村振兴的区域的研究几乎没有；二是所提对策多属于“照搬”中央的政策，缺少针对乡村振兴亟待破解的“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难题的前沿性探索。
二、国外乡村振兴相关研究述评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外与乡村振兴的提法基本没有，但是关于农村发展（Ruraldevelopment）（近年也有称为 Ruralrevitalizing 的）的研究成果却不少，与本文关系密切，且对我国乡村振兴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针对欧美传统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的研究 此类研究的主要是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影响下，农村的变革和发展问题，JDVDPloeg 等（2009）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农村的多元价值功能；Marsden 等（1993、1999）认为，欧盟国家要注重生产“不可进口”的农产品（non-importable），如美丽的景色、自然价值等；Harrison（1994）等认为，欧盟各国农业的组织形式应该由基于规模经济的垂直管理向弹性模式转变；KarlheinzKnickel（2008）提出，农业和农村的功能应该由过去的农产品供应者向多功能化发展；HenkRenting（2003）探讨了食品供应链缩短后对乡村的影响。王文龙（2016）研究表明：日韩乡村建设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应循序渐进地推进、充分尊重农民利益并培育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乡村建设政策应根据时势变化不断调整。黄经南等（2017）荷兰城乡规划的借鉴：深入了解村庄现状，正确定位乡村规划，了解农民的状况和需求，尊重农村固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特性，体现城乡规划正确的价值取向。王习明（2014）美、法等国的兴农经验表明：以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机械化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能提高农业产量和劳动效率。
（二）针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除了依据发展经济学原理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问题提出的诸如改善基础设施、增加教育医疗公共产品投入、市场化改革等（CharlesKirubi，2000；ATorre，1998；ACristovao，2000；GPGreen，1999；TMars-den，1996；PJacobs，2000；SJMar-tin，2004）经典 学说外，最新的研究有：NigelKey（1999）实证发现，合同农业（contractfarming）对农业产出、就业、新市场、降低价格具有显著作用，AngelaTregeara（2007）发现，农产品质量认定对农村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一）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乡村振兴中的国家水平指数、明确乡村振兴的水平测度维度、计量方法等。这样对今后的定量研究还是发展评估都极为不利。
（二）条件好的研究多，条件差的研究少 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自我发展能力差的欠发达地区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更少，事实上理应更加受到关注，但却呈现出地域性的不平衡。
（三）针对乡村振兴研究多，与扶贫攻坚 结合研究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央强调要与脱贫攻坚协调推进。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是研究农村发展问题，只是研究对象或发展阶段不同，割裂开分别研究不符政策导向，实际意义都不大，成果的指导性也不强。
（四）发展经济方面研究多，综合其他方面研究少 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是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生活保障、生态宜居等诸多方面的关联度很高，相互有很大促进作用，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痛点也一样在其他方面都在不同程度的体现，统筹兼顾，综合考虑，全面推进，注重一体化协调效果会更加明显。
四、 今后努力研究的方向 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显著的党和政府主导的特点，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这与欧美、东亚等私有制国家的市场主导型的“农村再造”等模式不同；因此，在学术上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讲话及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的部署为指导，抽象、总结新时代中国农村发展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一）中央的精神要与地方实际紧密结合 中央的精神是针对全国的大政方针，各地具体条件千差万别，在制定地方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时，要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一定要在保证中央文件基本原则的条件下，精准识别，科学规划，因地制宜，体现本地特色，防止死搬硬套和形式主义，再走弯路。
（二）加强乡村振兴的系统性研究 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整体上呈现为碎片化、零散化的状态，成果数目庞杂，综合性、系统性成果缺乏，总体上讲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理论难以满足蓬勃发展的需要，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构建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虽已有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但政策宣讲、文件解读占比大，理论化概括不足，深度有限，实证研究亦不多，难以达到对实践的指导，系统性理论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制定统筹协调全面推进策略 今年底广大农村全面进入小康后，除政策兜底外，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解决，但相对贫困问题一直还存在，按照乡村振兴的“20 字方针”，根据研究制定统筹协调全面推进方略，对增加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意义更加重大。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人才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限制很多，困难很大，差别化更加明显，重点在改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条件、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进人民福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方面更加需要加强具有针对性的研究。
（四）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 逐步建立乡村振兴国家水平的维度、指标等体系，为今后的研究、评估、预测奠定基础。各地下一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应当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依据国家乡村振兴指标体系，进一步探索、构建本地城乡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
（五）研究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新模式 新型乡村集体经济要在自愿、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下，由农民自己组织。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但各有侧重，政府承担制度设计和实施、改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及社会治理；企业投入资本、技术、组建经营网络；社会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文化、公益服务事业；当地农民既是劳动者、也是各项事业的参与者；外来人员既可以作为个体劳动者、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也可以是单纯的消费者。把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引入 乡村，逐步形成以乡村经济振兴为先导、以乡村生态环境改善和人居环境舒适化为基础、以乡村治理有效为保障的一场重大乡村变革。
篇三：国外乡村振兴
国外乡村振兴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安虎森，郭莹莹（东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提 要：国外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较多：劳动力转移模式强调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分享空间模式强调城乡双向的资源有效配置，城镇发展模式强调城乡联系、城乡综合发展、乡村创业，城乡一体化模式强调城乡一体的社会结构、居民社会福利的“等值”，日本“六次产业化”强调的是整体化的生产链条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我国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促进城乡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双向流动；以人才带动加快乡村地区综合发展，保障城乡居民有同等的起点和发展机会，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乡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城乡资源要素双向配置；城乡一体化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６３７（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４７－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４８３／ｊ．ｃｎｋｉ．ｋｆｙｊ．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７ 一、引言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乡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乡村也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后劲。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特征基础上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二者相互支撑、共生共存，但伴随城市化而产生的乡村衰退问题却少人问津。２０世纪中后期，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农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衰退，这导致乡村人均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人均收入水平，这又导致乡村地区公共服务的丧失、乡村地区高失业率以及乡村社区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成员的外流，严重危及了乡村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 ［１］ 。乡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又引发了乡村的“空心化”，导致传统农业效益低下、非农产业发展滞后以及耕地撂荒、宅基地空闲、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乡村振兴刻不容缓，各个国家都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日本实行了依据本地资源、地方特色的“一村一品”运动，德国实行了循序渐进的村庄更新运动，瑞士推行了以乡村社会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休闲价值、旅游价值、经济价值的相互融合，改善乡村生活质量，满足地方发展需求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型模式等。正因为这样，尽管许多发达国家的乡村地区仍面临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失、气候变迁、环境压力、全球化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诸多挑战，但并非所有乡村地区都是“衰落”或“农业专业化”地区，许多制造业也发生在乡村地区，特别是加工自然资源的第一阶段，且乡村经济已经多样化，拓宽到了旅游业、可再生能源生产、艺术和文化产业以及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服务等领域，在经合组织区域生产力增长表现最高的 １０％中，乡村地区占了 ４０％ ［２］ ，这就意味着乡村地区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活力。国外学者在乡村振兴（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ｖａｌ，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乡村复兴（ｒｕｒａｌ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乡村建设（ｒ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乡村再造７ ４ 扶贫与乡村振兴 （ｒｕｒ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乡村发展（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乡村重建（ｒｕｒａｌ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等方面有较多研究，本文从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出发并总结一些国外的实践，以期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启发。二、劳动力转移与乡村振兴劳动力转移与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是刘易斯首先提出并经拉尼斯 －费景汉的补充而进一步完善的理论模式，是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经典理论。这种发展理论仍以城市的现代产业部门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城市的现代产业部门不断吸收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现代部门劳动力工资水平不变的假设下，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将提高城市现代产业部门的利润水平，而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又把利润部分用来进行再投资，这使得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不断循环下去，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现代产业部门为止。这种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利润提升 －资本积累 －进行投资 －现代产业部门边际产出提升 －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循环过程周而复始，直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现代产业部门为止。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也将不断提高，当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达到某一临界水平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与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趋于相等，经济发展进入现代化阶段。这种模式下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明显的以城市现代产业部门为主体的倾向性，因而是城市现代产业导向的乡村振兴模式。（一）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最早提出二元结构理论的是刘易斯（１９５４），该理论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的工业经济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农业部门是维持生计的部门，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边际产出水平很低甚至为零；城市现代产业部门是大量使用资本的产业部门，该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出水平很高。正如图 １中农业劳动力供给曲线 Ｓ所表示的那样，农业部门拥有大量劳动力，因此可以视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为一条平行于横轴的曲线，其工资水平为 ＯＳ。在城市的现代产业部门，劳动力需求由最低工资水平 Ｗ和劳动力边际产出曲线 Ｔｑ所决定；在初始阶段，城市现代产业部门最低工资水平 Ｗ 和劳动力边际产出曲线 Ｔ１ ｑ １ 的交点为 ｑ １ ，此时劳动力需求规模为 Ｌ１ ，生产商获得的收益为由 Ｔ １ ｑ １ Ｗ 组成的图形面积。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生产商不断扩大资本投入，这促使劳动力边际产出曲线上升到 Ｔ２ ｑ ２ 的位置，此时劳动力需求规模为 Ｌ２ ，由于城市现代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不变仍为 Ｗ，故生产商获得的收益上升到由 Ｔ２ ｑ ２ Ｗ组成的图形面积。随着现代产业部门发展进入后续阶段，生产商获得更多的收益进而继续扩大资本投入，促使劳动力边际产出水平不断提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扩大。上述过程一直持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为止，此时原来的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图 １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理论表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水平，这同时也推动了城市现代产业部门的发展。如果农业部门还存在过剩劳动力，那么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就会持续下去直到农业过剩劳动力全部转移为止。此时，农村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ＯＳ）随劳动力转移规模的扩大而逐步提高，农业部门和现代产业部门劳动力工资水平将趋于均衡，从而实现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城乡进入均衡发展阶段，二元经济结构也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二）拉尼斯 －费景汉的二元结构转型模型拉尼斯 －费景汉（１９８９）也建立了二元结构模型。该模型认为，劳动力转移促进经济发展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如图 ２所示）。在图 ２中，Ｔｑ曲线为现代产业部门劳动边际产出曲线。假设劳动力转移阶段Ⅰ转向为劳动力转移阶段Ⅱ时的转折点处的非农劳动力数量为 Ｌτ。在第Ⅰ阶段，农业部门存在大量隐蔽失业，现代产业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在第Ⅰ阶段保持不变，它等同于农村劳动力的人均食物消费水平，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显然小于 Ｌτ。此时，现代产业部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同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一致。在工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现代产业部门８ ４ 开发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 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固定工资共同决定劳动力需求规模为 Ｌ１ 。在下一个工业部门发展阶段，随着现代产业部门资本投入规模的扩大，劳动力边际产出曲线向上移动，吸纳的劳动力数量也扩大到 Ｌ２ 。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现代产业部门所吸纳的劳动力规模达到 Ｌτ为止。在第Ⅱ阶段，农业部门中的隐蔽失业劳动力已成功转移到现代产业部门，其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随着现代产业部门的发展，现代产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规模 Ｌ大于 Ｌτ。此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促进了现代产业部门的发展，它还降低了农业部门的生产规模。上述两个阶段的交叉点 ｑτ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拐点之前，存在劳动力过剩现象，劳动力工资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在拐点之后，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将随着劳动边际产出增加而提高。图 ２ 拉尼斯 －费景汉劳动力转移模型拉尼斯 －费景汉的二元结构理论表明，在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以后，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水平所决定的实际工资水平大于制度所决定的固定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此时由农业部门转向现代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将按照新古典的分配原则来确定，随之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三、分享空间与乡村振兴分享空间理论是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发展起来的有关欠发达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代表性人物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家桑托斯。分享空间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由高级循环和低级循环所组成的：高级循环主要由金融业、贸易与出口品生产部门、现代城市产业部门、贸易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批发和交通运输部门等组成；低级循环主要由非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商品零售等非现代服务部门、非现代的小额贸易等经济部门所组成 ［３］１８ 。由于欠发达国家城市中的高级循环产业大多数被跨国公司所控制且具有垄断特征，它们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故它们的投资从来不考虑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需求，它们的投资与当地工业化之间几乎不发生联系，进而无法促进当地的工业化进程。高级循环部门的垄断特征又意味着这些部门的发展不仅不会促进当地的工业化，还反过来严重阻碍本地厂商的市场准入，导致当地经济的停滞状态。高级循环中的产业部门具有技术水平高和资本密集两大特征，故它所提供的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小，无法解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因此，欠发达国家大量的城市人口必然在低级循环中寻找就业机会。因为大量的劳动力分摊了有限的低级循环的产业活动，故人均收入水平低，人均资本积累水平也就很低。因此，尽管产业活动持续着，但不是积累财富而积累贫困，贫困与低级循环 因 其 无 可 争 议 的 因 果 关 系，最 终 绑 在 了一起 ［３］８５ 。在空间关系上，低级循环产业活动在城市及其毗邻地区寻找合作伙伴，而高级循环产业活动则在城市与所在地之外去寻找合作伙伴。因此，高级循环产业活动的影响范围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在城市等级结构中是以从上到下的垂直联系为主，即商品往往从大城市、中等城市到小城镇的方向流动，依靠高一级的城市来提供他们无法生产的商品；低级循环产业活动的影响范围在空间上是连续的，且以横向联系为主，它承担了城镇与广大乡村之间的经济联系。但在低级循环中，这种横向经济联系并不能保证农民从城市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因为农民通常都是弱势群体，不管出售他们生产的粮食还是购买城市生产的商品都处于不利的位置，农民与城市生产商之间存在着包括各种批发商和运输商的一系列中间商，这些中间商可以凭借其位于城乡联系中的核心地位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因此，广大乡村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趋于下降，这就导致农村购买力下降，农村购买力下降又限制了中小城镇的发展潜能，而中小城镇发展潜能的下降又导致低级循环链条的进一步萎缩，这又必然促使乡村居民向城市的转移。这种人口转移又使得在低级循环中寻找就业机会的人数剧增，这进一步限制了大量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低级循环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根据分享空间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城乡之间的联系不能把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扩散至乡村地区，边缘地区不仅远离大城市且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低，因此必须寻找能够把这高级循环和低级循环“沟通”起来并提高低级循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９ ４ 扶贫与乡村振兴 方法。这种方法必须包括能够把国家资源有效而公平地进行再分配的空间组织，以及能够实现区际人力和物质资源有效配置的生产组织 ［３］２０５ 。可以看出，高级循环和低级循环之间的沟通主要通过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而实现这种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主要通过有效的空间组织和生产组织。分享空间理论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传统的依附理论，而传统的依附理论的研究对象为抽象的“核心”（指发达国家）与“外围”（指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分享空间理论把这种理论延伸到欠发达国家城市和区域经济的高级循环与低级循环活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上，这无疑使依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尽管空间分享理论没有提出有关城市和区域经济的详细而具体的政策主张，但分享空间理论的政策主张与“依附论”政策主张很类似，欠发达国家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其根本途径是打破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依赖性，打破“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所强加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打破“高级循环”与“低级循环”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实现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就区域经济角度而言，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则必须打通高级循环和低级循环两种封闭的循环系统，而打通这两种循环系统主要通过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要素在两种循环中的有效配置，要实现这种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则要有与此相匹配的空间组织和生产组织：空间组织通过“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双向的资源和要素转移通道，也就是“城 －乡”和“乡 －城”的双向的资源和要素转移通道，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生产组织主要通过把各种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在城市产业部门和乡村产业部门中，也就是把各种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在制造业和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部门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总之，空间分享理...
